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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德育思想评价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坚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如何拯救、改造中国的问题进行着长期的探索。本文主要是对其德育思想的地位和局限性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其对我们现代道德建设的价值。 　　1 历史地位 　　梁启超的德育思想是把道德的改造和伦理的启蒙作为重要的武器，来批判封建道德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以重构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强大、民生幸福的社会。其国民性改造理论和新伦理道德规范、“新民”模式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 　　1.1 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一环。梁启超的德育思想立足于“新民”的塑造，其“新民”是参考西方民族国家的新型公民。当西方强国以民族国家之面目向外侵略之时，梁启超从强烈的爱国感情出发，明确地感知到了民族的衰亡、国力衰弊的巨大危险性。梁启超笔下的“新民”，在近代中国第一次被销蚀去了传统依附人格的阴影，摆脱了“部民”、“族民”、“臣民”而以“国民”、“公民”形象出现的崭新形象。这一新形象的塑造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之心，以共赴国难，抵御外侵，反抗卖国辱国的反动政权起了重大作用，是爱国主义由传统的“忠君爱民”向建立在近代国家、民族理念上的新的爱国观念转变的关键一环。 　　同时其“新民”模式的推出亦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标志着中国人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人们对国家现代化的认识从仅限于物质和制度层面到基于现代公民观念的人格素质的塑造。同时，认识到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是完全可以改造和转换的。这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更能自觉地举起国民性批判的武器，以更有效地改造中国，更快地救亡图存，从而呈现出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 　　1.2 促进了近代伦理道德革命深入发展。“新民德”和“道德革命”的口号在梁启超的德育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很难不引人注意。人的变革、伦理的变革是社会最内在最本质最深刻的变革。梁启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发起了一场“伦理道德革命”，从根本上治疗国民的奴性和略根性，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另外，梁??超的伦理道德思想没有停留在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抽象宣传上，而是力图把这些新的伦理道德原则具体化为国民的内在素质，用新的伦理道德培养一代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型国民。这就是把近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变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3 拓展了中国德育思想的理论发展。梁启超认为要实现社会现代化首先要写进行人的现代化，这是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心理基础。因此要想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首先改造人，而后再进行其他各领域的改造。这种观点符合近代中国救亡孔亟、急需唤醒民众共同参与的时代特征。梁启超塑造的理想国民性被深深烙上了时代和民族的特点。他提倡自由平等、独立自尊、权利思想，首先将它们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手段。为此，梁启超特别强调公德、义务观念、自治思想、合群思想、国家思想，强调个体的依附性和个体对国家、对社会的从属性，指出个人不可能孤立独行，个人只有在我与他人不可分割的体系中才能使自己得到实现，他还大力提倡进取冒险和勇敢尚武的精神。这就是说，梁启超对新的国民道德素质的概括，虽然主要灌注的近代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精神，但是，它们却是对西方近代伦理思想融合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些优秀因素，从而使其倡导的新民确实展现了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君子圣贤人格，又不同于西方近代社会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格的新的人格形象。这一思想的理路，彰显了当时中国人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路径，它对我们今天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2 局限性 　　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偏见、思想的偏失在梁启超的德育思想体系中都能明显被感受出来。 　　2.1 时代局限。中国近代是一个急剧动荡、充满矛盾的社会变革时代，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道德人心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又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时代造就充满矛盾的思想人物，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导致错综复杂的思想观点。 　　独立和现代化两者的矛盾体现于梁启超的新国民思想的建构过程中，并构成其内在矛盾，导致了其理论与实践的适用追求。这也便在终极意义上决定了梁启超道德革命和此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悲剧命运。 　　国家的灾难，给理论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给理论家带来的危机感，一方面，使理论走出书斋，变得敏锐、切实；另一方面，也容易使理论流于肤浅。梁启超在理论上的浅尝辄止和急功近利，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此相反，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就幸运得多，他们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书斋里撰写启蒙文献，不会因为窗外的炮声而忧心如焚。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就深刻得多，并催生了一个大工业时代。梁启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为此付出的真诚和血汗，都具有悲剧性和讽刺意义。他批判“洋务运动”是“牛体马用”，却没有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