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代女子教育范例.docVIP

湖南近代女子教育范例 　　近代湖南女子学校兴起于清末，发达于民国时期，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对于新式教育在湖南的传播和推广，对于三湘杰出人才的培育，对于推动湖南乃至全国的近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其中，曾宝荪、曾约农创办的艺芳女校尤其具有特色，为湖南近代女子教育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对于今天的教育也不无启迪。 　　一、先进的文化符码，中国现代性的预兆——近代女子教育 　　湖南近代女子教育的发生与发展，是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逐步展开的。 　　受甲午战败刺激，兴女学被改革派视为国家现代化前瞻性设想的一部分， 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预兆性符号；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在湖南这块充满新学意识和新文化生机的地盘上大展身手， 各显千秋，更是直接催生了湖南的女子教育。1903年初夏，民立湖南第一女学堂创立，至1916年，湖南女子师范学校增至9所，这其中就有曾宝荪和她的艺芳女校。 　　曾宝荪，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的长孙女。10岁起接受传统教育的她，后来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是湖南首位留英女性， 这些经历为其创办艺芳女校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7年曾宝荪回国后，与堂弟曾约农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将校名取为“艺芳”，以纪念祖母的书室“艺芳馆”，纪念祖母的“甘聿之教”。曾宝荪、曾约农姐弟自小由祖母郭筠督课经书，受到了良好的曾氏家教训练；而曾家的良好教育理念，又使得姐弟接受了西方的（尤其是基督的）文化，萌发了曾氏姐弟救人济世的思想。特定的社会背景、传统的儒家文化、开放的基督教义以及独特的曾氏家教，成为催生艺芳女校的多重因素。 　　二、儒家的经世致用与基督的济世救国——先进的教学理念 　　我们知道，曾国藩极其重视儒教和家庭教育，他的耕读思想今天仍然是不少学者研究的内容。浓厚的儒教氛围和独特的耕读家教，在曾宝荪的心里深深植入了经世致用理念，而她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求学经历尤其是留学生涯，更开启了她的济世救国理想，从而定型了她儒家经世致用与基督济世救国的教学理念。 　　1907年，14岁的曾宝荪随家去上海，进人晏摩女校、务本女校学习，不久考入浙江公立女子师范学校，立志走教育救国之路。但是，父亲曾广钧不愿女儿学师范，他要女儿“穷经史之后，再去泰西学习”。 　　上海的教会学堂让曾宝荪产生了对西学的兴趣，接受了基督思想；在英国西田的学习与生活更让她特别关注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西田的教育可说纯全尊重人格，相信学生，使我们见习了几好的教育方法。后来我办艺校，取法西田的不少。……艺芳也做到了不监考、不记过、不开除学生的三项实绩。”曾宝荪认为，社会的发展非有基督的精神不可。我们一方面要博爱，另一方面不可削弱爱国抗敌的情绪。后来艺芳的开放精神与济世精神就是基督的救世与儒家的经世之实践。 　　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科学的办学体制 　　艺芳女校是一所全新的女子学校，它以培养融爱世精神与忠恕之道为一体的人才为办学宗旨和方针。在艺芳，曾宝荪倡导学生自主和自治，希望学生“能欣赏中国文化，又能具科学精神”，能“崇信基督，又不忘记孔孟之道”。1918年9月，艺芳学校正式开办，一办就是32年。 　　1930年前，艺芳设有大学部，创办初期招收的一个英算专修班和一个大学预科班，曾因经费原因中途停办，1928年秋起，得教育部许可，改为中学六年一贯制。学校自1918年到1949年32年中，共招收初中26个班、高中19个班，毕业生在1000人左右。艺芳每次招收班次不多，每班人数不超过30人，实行小班制和六年一贯制。以私立学校惯例，班次多人数多方为合算，而艺芳以重视人才质量办学，所以每次招生人数不多。曾宝荪学习她留学的西田学院梅校长做法，为使校长能深刻地记住每位学生，将自己的教育精神传达至每位学生，她不仅严格控制招生规模，而且坚持学生住校，师生同寝同吃饭，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 　　艺芳专职教员多为有留学背景的研究生，也有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曾宝荪、曾约农既是校长、教务长，也是专任教师。曾宝荪兼教生物和英语并每周给学生讲时事，曾约农任教理化。著名国学大师及教育家李剑农、刘洪度、熊菊如、陈天倪、李肖聃、徐绍舟、席鲁斯诸先生皆来校任教。由艺芳出钱保送至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学习的左景馨、陈昭炳、徐少英三同学，毕业后均回母校服务。湖南省名教师袁鹤皋（全国人大代表）、曹赞华（解放后任湖大师大数学系主任）、曾宪楷（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都曾在艺芳任教。学校还聘请了多名英籍教师教授英语，如巴路义女士及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顾罗兰等。 　　四、开放的、多样的教学方式——真正的素质教育 　　曾宝荪受西方民主教育思想和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采取开放的、多样的教学方式，注重素质教育，其特点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