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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制度重构现实规定性 　　【摘要】现代大学制度重构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旨在解决大学存在的本质异化、效益低下和行政化突出等现实问题。在现代大学制度重构过程中，既要遵循大学自身内部的发展逻辑，更要考虑惯性、利益以及制度自身的协调和人的“为我”倾向等现实要素，以增强现代大学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 制度重构 现实规定性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4-0001-02 　　现代大学制度重构是一个将制度理想付诸于现实的过程，包含确定制度的价值观念和原则、文本制定、评价与实施等环节。制度理想肯定是精致而美好的，正是这种美好的愿景才会激起人们的憧憬和追求。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纯粹而理想化的大学制度可以供任何时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大学来选择，大学??度总是会受到惯性、传统、利益以及人的“为我”倾向等现实规定性因素的制约。在现代大学制度重构中，如果说制度理想为我们提供了制度重构的应然精神力量，那么现实规定性则是制度重构的实然基础。 　　一、现实逻辑使现代大学制度重构成为必然 　　大学制度是调节、限制和规定各相关利益主体权力和责任的准则和规范，它既包括组织层面的正式文本，也包括群体共同遵守的非正式文本。大学制度既是一种约束机制，也是一种激励结构，通过对大学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思想、行为建构，来左右大学功能的实现甚或决定大学是健康发展还是停滞不前。现代大学制度是与现代性社会和现代性大学相适应的协调大学内外权力主体及其关系的规则，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的风貌及水平。我国现代大学肇始于1895年盛宣怀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底版建立的北洋西学学堂，历经政府和学者100余年的孜孜以求，成就斐然。然而到了21世纪初叶，社会和学界对大学的现实表现批评之声泛起，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学本质异化。因受我国古代科学“偏于发明而乏于发现，重于实用而轻于思辨，精于计算而少有论证”[1]传统的影响，大学在我国没有“自发性”产生???创建。受此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之下，我们从西方引进大学时，便是以“术”为主而少了西方大学最重要的价值——“学”，大学从诞生之初便背上了沉重的功利性负担。其后虽有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的变革，但囿于种种因素，其功利性追求未有根本性改善。目前大学本质异化集中表现在：追逐利益，热衷于创收；贪大求全，忙于上规模、上层次；量化管理，抹杀师生创造性；热衷于应用性开发，忽视基础理论研究[2]，这使大学距离探索普遍知识、追求真理的价值观愈行愈远。 　　二是办学效益低下。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政府公共经费中高教经费的大幅增加，引发了政府、公众对高等教育效益的关注。1962年，弗里德曼对美国州立大学效益低下进行了批评，建议将政府津贴交给学生，由学生选择评价教育机构，以促进教育机构的竞争。近年来，西方经济尤其是政府收入的低迷，更使对大学绩效考评的呼声与日俱增。我国缘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教育经费的不足，无论于学术共同体还是社会，大学的效益在相当长时间还未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加大，高度教育经费大幅增加，尤其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巨额投入，政府和社会开始拷问大学的绩效。钱学森之问经过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发酵成为一个公共社会问题后，大学效益更是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大学的“豪华校门”、“五星级宾馆”，大学校长的巨额贪腐，科研经费的恣意挥霍浪费，人才培养质量下滑等问题推波助澜，将大学效益问责推向思维的极端。民国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成为现代大学精神的代名词，西南联大成为人们怀旧的精神寄托。当人们面对大师大楼不能实现大学梦想的现实境遇时，现代大学制度重建成为大学改革的目标。 　　三是行政化突出。大学行政化本身就是一个制度范畴的命题，并以制度特有的途径和方式影响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囿于历史传统、文化因素等各种原因，我国大学行政化问题十分突出。从大学外部来看，政府对大学的管理采用行政模式，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手段单一，方法简单，大学自主权没有有效落实。从大学内部看，大学一方面延续了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体制，行政陈腐；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教师、学生的主体性丧失，学术事务的话语权缺乏。这种非知识理性的大学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现代大学的运营和发展，制度重构成为大学改革的一项现实任务。 　　产生这些现实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也有客观，有本土历史文化的惯习也有盲目对西方的单纯摹仿，更有我们大学制度自身“剧烈的非连续性”变革留下的创伤未愈。在当今我国改革成为社会主导话语的现实背景下，大学现实的特性使得制度重构成为可能。贾米尔·萨尔米在论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指出，精英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