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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条件 　　160多年前诞生在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针对西方资本主义时弊，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最终没能在西方变为政治成果，反倒在落后的东方——俄国、中国等国，先后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近100年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作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斗争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呢？ 　　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救亡”就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如何救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80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民为此前赴后继，不断地探索、奋斗、流血，但亡国的危险依旧，民族危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如何才能“救亡”？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民须臾之间都在思考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虽是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弊端，让无产阶级改变自己命运而成为国家主人的学说，但却是一个从“根本上”求“解放”的学说。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马克思主义具备了被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接受的先决条件。关于中国近百年来未进入民主法制社会的原因，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虽然似是而非，但对“民主革命”时期国人为救亡而反复表现出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至上的史实概述，所勾勒出的“救亡”是社会第一需要的情境则基本客观。马克思主义是宣扬“阶级利益”至上的，“在实践上也趋向于一种与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1] （p.22），并且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具有至高的人文道德关怀。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被选择，也就构成了其历史画卷中头等重彩的一部分：中国“救亡”，需要马克思主义[2] （p.191）。 　　20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社会的一大主题，是“革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大转型的过程之中，政局混乱、思想多歧、学术芜杂。1899年，梁启超认为，“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他所倡“诗界革命”便是“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3] （p.39）。1903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指出，“革命”一语，现在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学小生之恒言”[3] （p.39）。当辛亥革命之后，因为“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孙中山派仍要继续革命自不需言，其他各派或无派的爱国知识分子无不都在或“想革命”、或“喊革命”、或“干革命”，甚至连和尚都在“革命”。1913年，时任《佛教月刊》总编辑的太虚法师在中华佛教总会长寄禅的追悼会上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三大革命口号，要求在佛教界进行革命[4]。“五四”之后“革命”一词更是迅速流行，大家“绞心绞脑的就是怎样提倡革命，怎样实行革命”[5]。后来的“革命”竟然出现了鲁迅所说的“革革命”[6] （p.523），钱穆所说的“互革己命”的情状[7] （p.169）。 　　马克思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公开号召无产阶级起来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这是“革命”的学说无疑！中国需要“革命”，中国当时似乎已经都在“革命”了。所以，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社会氛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没能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共和的政治环境。中央政权软弱，大小军阀独霸一方，政局混乱不堪。但这并非一无是处：没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唯我独尊”，人人都可以提出主张、标榜主义。在此状态下，国民无所适从。爱国知识分子忧心如焚，纷纷著书立说，于是“道术将为天下裂”，“主义”满天飞。仅仅关于“社会主义”，后人的研究描述是：“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8] （p.179） 　　如此众多的“主义”都能在中国传播，而具有厚实的哲学基础、严密的逻辑系统、具体的战略步骤、明确的远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展示了“历史必然规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能不被激进的知识分子们接受并捧之为至上法宝呢？所以，“失序”的政治环境，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打开了“学理”，即思想学术之门。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是介于统治阶级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位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之首。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甚至具有“帝者师”的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他们的人生价值和使命。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实用理性”。所谓“实用理性”，与源之于古希腊几何学的西方纯粹理性不同，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