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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场域关系影响下舟山渔民画 　　内容摘要：从古代船饰画演变而来的舟山渔民画经历了三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从发展之初的星星之火到现如今的小有成就，只靠一支淳朴的笔，一张白净的画布，和着中国第一缕曙光，大海的奔放，原初的简朴，舟山渔民画家们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绚烂篇章，已然成为了发展海洋产业文化的领军。舟山渔民画和所有的艺术文化一样，都存在于渔民画作为一个特殊的场域，其中包括外力（政治、经济、文化）场域的影响，其自身内在场域的因势而变，各种力量交织成巧妙的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力场迂回地参与了社会权力的再分配，并以此影响渔民画的发展趋势。此间，渔民画所呈现出的象征资本及文化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以及场域间的斗争关系引发的渔民画的“雅”“俗”定位最终指向艺术合法化地位的争取，舟山渔民画借助场域中的各种关系网探索出一条契合自身定位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场域 资本配置 区隔 舟山渔民画 生存境况 　　海天壮阔的舟山群岛，留有众多的历史名人、大事的痕迹，有春秋吴越之争吴王夫差的传说及遗迹，有秦朝徐福奉命采药求仙，炼丹修道的安其生，东渡扶桑的鉴真和尚，在日本弘扬观音文化并被尊为“国师”的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等等。据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物考查，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朝代，舟山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曾创造了神秘灿烂的“海洋河姆渡文化”。时至至今，在开发海洋经济的时代，舟山渔民画作为后起之秀在众艺术形式中异军突起，成为新进时段的民间艺术活跃分子出现在世人眼前。 　　从1984年舟山地区文化馆为活跃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开始通过群艺馆培训1500余位从来没有拿过画笔的渔家子弟抓笔绘画到今天的获奖累累，舟山渔民画的发展也见证了海洋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舟山渔民画既继承了传统的海洋文化，又发扬新的现代气息，也主动为舟山地区经济、文化的竞争抢占了制高点。 　　但是对于舟山渔民画的研究，至今仍基本停留在局部切入的层面，鲜有深入细致的全面分析，就目前有关渔民画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已有成果多以简单描述的形式探讨了渔民画的审美特征、艺术特质或有关其发展??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研究还远没能充分地揭示或还原渔民画创立、发展的成因及其原初语境，而舟山渔民画自身所独有的创作实践与发展轨迹却明显地呈现出了由政治权力、经济导向、文化资本、社会资源等多重影响因素所构成的一种复合交互关系，这种复杂胶着的关系网络一方面确实限制了对舟山渔民画的深入研究——这种情状在其他有关当代民间艺术（如金山农民画）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往往使研究者无从下手，仅止于局部的分析或简单新闻式报道，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又构成了舟山渔民画创作实践的一种“制动系统”，以一种类似于力场的方式作用或反作用于绘画本身，成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渔民画所不可回避的重点所在。这种铺张于舟山农民画创作实践与发展过程当中的复杂关系网络同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有关文化实践分析性研究中提到的文化或艺术生产的场域关系模式[1]似有高度的暗合，因而场域理论和“场域”概念也就显得颇为契合舟山渔民画复杂性的特点，可以作为全面研究舟山渔民画的一种系统的概念与分析工具，由此更好更深入地解读舟山渔民画创作、发展所处的特定语境，并对之前研究加以补足。 　　渔民画作为一个单独的绘画样式，首先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置于复杂的权力场域中，其中包括艺术家自身场域、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等的影响，最终集结为权力形式作用于渔民画的发展方向。 　　艺术家自身场域包括艺术家内在的禀赋、气质和生活情境与创作语境。舟山渔民画源起个体行为，是一种单向形式。画家个体在创作环节上作用巨大，而决定他们创作、欣赏和诠释文化艺术产品能力的恰恰是特殊个人才能和天资，这些也同时决定他们能以多大的程度积累和获得那些表示他们的声誉的象征资本总量，决定他们所占据的公认地位。由于艺术场域的特殊性，使得在其中斗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靠个人特质的质量，天赋，声誉威望及在特定场域中采取的策略。 　　政治场域的影响日渐突出。自2011年7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群岛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和重庆两江后中国设立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加之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文化被定性为舟山产业转型的重要支柱，由此，政治政策干预的声音被日渐放大，这为渔民画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程式化。创作有了外在政治干预的声音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干扰并很难保持初衷，作为渔民画的发展，将出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正如布迪厄所说的：“强加一个区隔的视域的权力，也就是说，使原本固有的社会区隔清晰可见的权力，乃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是操纵社会的客观结构的权力。”[2] 　　经济权力之于艺术，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画家进行艺术生产的首要物质条件。画家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利益首先是作为驱动力铺垫着画家脚下的路。出于对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