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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对人民法院逮捕权法律监督 　　今年初，贾汪区人民检察院对2009年以来取保直诉案件进行专题调研，发现人民法院在审判之前对部分取保候审的被告人作出了逮捕决定，而逮捕后作出轻刑判决的占有很大的比例，具体数字如下表所示： 　　单位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合 计 　　人民法院决定逮 　　捕被告人数量 人 47 58 82 187 　　判处轻刑人数 人 35 53 70 158 　　其中：判处 　　拘役人数 人 5 14 26 45 　　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人数 人 29 35 38 102 　　判处缓刑人数 人 1 4 6 11 　　判处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人数 人 12 5 12 29 　　判处轻刑占决定 　　逮捕人数的比例 % 74.47 91.38 85.37 84.49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年来，贾汪检察院取保直诉的被告人被人民法院决定逮捕187人，最终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等轻刑的158人，占法院逮捕人数的84.49%。人民法院因便利诉讼、促使被告人赔偿等原因，扩大了逮捕的适用范围，并且在审判前决定将被告人逮捕，以致于逮捕后有八成以上的被告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有少部份被告人被决定逮捕后又被判处拘役缓刑或有期徒刑缓刑。 　　从实际办理的案件来看，因人民法院决定逮捕不当造成被告人家属上访闹事的时有发生，有的把逮捕作为促使被告接受赔偿条件的手段，造成今天逮明天放的情况不断发生，还有的决定逮捕后案件久拖不决使被告人长期处于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等等，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对逮捕权有滥用的倾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轻刑化趋势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保障人权更是社会文明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在批准和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始终贯彻少捕、慎捕原则，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对于能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具有取保候审条件、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现行法律规定的不予批准逮捕条件之一是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都有可能不予批准或决定逮捕。在程序上，检察机关在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并且还有对不服逮捕决定的人民监督员评议制度，与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日益严谨相比，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却显得草率和随意。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人民法院滥用决定逮捕权的行为进行监督。所幸的是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权力，经审查认为不需要羁押的，应当建议决定和批准逮捕的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一规定无疑对法院逮捕权是一个限制和制约，也必将对法院滥用逮捕权起到遏制作用。 　　一、人民法院滥用逮捕权的危害 　　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不利于诉讼活动现象的发生，保证庭审乃至判决的顺利进行，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然而逮捕是对人身自由的完全剥夺，对于尚未接受法律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而言，这是最具有强制力的权利剥夺措施。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其职责在于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采信双方的证据进行居中裁判。未审先捕，先入为主，不利于法院公正审判。过多使用逮捕措施存在着许多弊端，造成较大危害： 　　第一、影响程序正义的实现，不利于维护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 　　我国司法部门现在实行的是错案追究制，对于错捕错判的决定机关需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具体承办人员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取保候审的被告人由法院决定逮捕的案件，意味着如果判处无罪，那么法院和法官将承担相应的责任追究，法院的逮捕决定与其判决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这种双重身份情况的产生，会造成案件尚未审理法官就已经定案的印象，这无疑打击了被告人及其律师进行辩护，尤其是进行无罪辩护的信心。检察机关不予逮捕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案件中，有一部分被告人最后被判处了缓刑，此时纵然法院在最终判决上作出了实体公正的判决，但先放后捕再放必然会给人们造成执法混乱的感觉，这种程序上的不足会严重打击司法机关在人们心目的权威形象。 　　第二、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和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对于公诉案件来说,检察机关是在认真审查了案件事实之后,依据逮捕的三个条件做出是否批准逮捕决定的。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对于未羁押移送人民法院起诉的被告人,一般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人民法院随意将其变更为逮捕,客观上可能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如果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被告人实施逮捕,实质上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同时，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被用在判处轻刑的被告人身上，这也是和宽严相济的精神相冲突的。在被检察机关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先对其逮捕而最终判处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