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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金融主体间相互关系 　　摘要：文章从金融生态学视角考察了处于不同生态位上的金融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归纳出它们之间有互利共生的，有偏利共生的，有竞争关系的，有偏害关系的，还有中性关系的。并指出，这些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时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文章为深入研究这些金融主体间是如何协同进化、发展演替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金融生态学；生态位；金融主体；关系 　　金融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将经济领域与生态学进行结合，将金融机构看成一个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在这种思维及视角下，借用生态学的方法和原理来仿生的研究金融领域的具体问题。 　　如果我们把中国近代金融领域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种群”，它们是钱庄、票号、银行、证券交易所等等，这些“种群”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本文试图用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个问题。 　　一、 正相互关系 　　1. 互利共生。互利共生（Mutualism）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彼此有利，两者分开以后都会受损。例如，地衣就是真菌和苔藓植物的共生体，地衣靠真菌的菌丝吸收养料，靠苔藓植物的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如果把地衣中的真菌和苔藓植物分开，两者都不能独立生活。再比如，根瘤菌与豆科植物之间的关系，根瘤菌只能固氮而不能利用所固定的氮，但可以供给豆科植物吸收，而植物可以提供能量和养分给根瘤菌，从而形成互利共生关系。 　　钱庄与票号之间在某个时期、某个区域也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关系，比如，19世纪50年代左右，汉口的钱庄与票号之间经常互相用庄票或汇票进行抵押拆借，互相调剂头寸，有时是钱庄向票号拆借，有时是相反，彼此通过对方与众多商号建立融通资金的关系，保持互利共赢的局面。但是随着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展开激烈攻势，汉口的山西票号为了避免战争，在总号命令下，收缩业务，把大量资金向山西和上海转移，从而使汉口的金融力量大大减弱，汉口钱庄因票号的转移而无力支持商人所需的大量长期信用，纷纷倒闭或迁移。这种情况跟自然???中的真菌与苔藓，或者根瘤菌与植物的互利共生关系，何其相似。 　　钱庄与银行在贴现业务上的合作也体现了互利共生关系。20世纪20年代前后，商号可持票据先向钱庄贴现，然后由钱庄向银行办理转贴现。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向银行贴现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钱庄机构普遍，网点众多，有较深的客户基础，因此钱庄办理贴现业务较多。但是，钱庄与银行相比，其资金实力远不如银行雄厚，而且买入汇款和押汇由银行办理者居多，因为这两项业务都需要有外地的分支机构，才具有通汇和款项收解的便利，所以钱庄必须与银行合作，才能完成整个贴现业务。在这个案例中，钱庄利用自身的优势为银行拉拢了客户，而银行也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为钱庄办理转贴现，钱庄和银行通过这项业务互利互惠，实现双赢。 　　2. 偏利共生。偏利共生（Commensalism），亦称共栖，是指在生物界中，某两物种间的生态关系，其中一种的生物会因这个关系而获得生存上的利益，而另一方的生物在这个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少于另一方，或者不获利。比如，兰花附着生长在乔木的枝上，使自己更易获得阳光和养分，而又不影响乔木的生存。还有，某些蛤贝的外套腔内共栖着豆蟹，豆蟹可以以蛤贝的残食和排泄物为食，不仅养活了自己，同时对宿主也无害，还帮助其清理了粪便。 　　钱庄用庄票向外商银行拆款，实际上就是一种偏利共生。由于钱庄在中国发展较早，有较好的客户基础，商户对其有认同感，因此通过钱庄来贷款是当时中国的普遍行为。一般数额的款项钱庄尚有能力筹措，但是大额款项钱庄不得不借助银行，尤其是外商银行来调剂头寸，而外商银行也乐于利用它们多余的头寸来获利。更为要害的是，中国在丧失主权和贸易不平等的条件下，外商通过拆款将钱庄置于掌控之内，因此钱庄具有更多的殖民地色彩。在钱庄业务蒸蒸日上的同时，它对外商银行的拆借依赖程度也日益加深，独立性越来越小，其后果是不得不听命于外国金融势力，使国家利益受损。钱庄向外商银行的拆款，虽然对双方都有利，但是钱庄受制于外商银行，显然利益是不对等的。因此，它们的关系只能算是偏利共生，这是不同于钱庄与票号的互利共生关系的。 　　在近代中国，外国银行先于华人银行的产生。两者之间在某些业务上也互有往来，比如短期的拆借、汇兑等。同样的道理，由于主权的丧失和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华人银行很难从外国银行那里获得对等的权益。外国银行除了与生俱有的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属性外，还充当着在殖民地国家控制附属国经济命脉的重要角色。在外国银行开办之初，是为本国商人办理货款汇兑与资金周转业务的，到了后来，可以操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控制汇兑，吸取游资，放高利贷盘剥华人，有的外国银行有权发行纸币，操纵金融，垄断市场，成为外商进行经济活动的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