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主体间性诠释.docVIP

“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主体间性诠释 　　摘要：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新子学；士人；子学；主体间性；诠释 　　中图分类号：B21；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025-007 　　2012年10月22日，方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子学”构想》。方勇先生将子学从传统经、史、子、集的既定格局中解脱出来，将子学研究上升到 “新子学”层面，从而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该“构想”通达宏大，一时间，关于新子学的探讨成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各领域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士人传统的变迁与子学发生、发展及其文化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考察，揭示子学向新子学化生的根本动力，确立新子学之本质及其命题的合法性和超越于个体现象的本体使命。 　　一、士人阶层的崛起与子学的发生 　　（一）士人是子学的发生主体 　　通常学界认为子学即诸子之学，且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子学乃指著书立说自成一家的原创性学术；广义的子学则将后人对历代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也纳入其中。按照这一认知方式，子学的发生便成了一个不可分说的王官之学的“承续”问题，而子学也就成了诸子百家之学的简单罗列与叠加。事实上，子学是伴随着士阶层的崛起而萌发的变革性思想，是士人言行和思想的系统建构和多元表达，是各种复杂思想交鸣碰撞的结果。换言之，子学中的各个“子”是彼此交融又互成体系的完整思想，其发生主体乃是作为传统知识者的士。 　　尽管最初的士只是低级贵族阶层，但是他们享有全面的知识权。《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由此可???，子学发生以前的西周之士仅是“顺先王诗书礼乐”之教的知识“接受者”。 　　当时代进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春秋之世后，王权失去了原有的神性，原话语权威被打破，以王权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逐步分化，于是作为知识“接受者”的士走上了中国知识与思想的舞台，一跃而成为“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说苑》卷十九）的通人，成为“道统”的传承者、知识的阐释者以及代表民意的“先觉者”。他们一方面跻身文教、著书立说，另一方面干谒公侯、治平天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接轨，对知识文本的批判吸收和对现实社会的切身体悟，士人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原创性思想，这就是最初的子学。它随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而创生，随着礼崩乐坏、思想重建的现实需要而发展，随着士人精神的逐渐独立而成熟。因此，子学并非元经学的延续，正好相反，子学从一出现便是对元经学话语不自觉的反动和消解，它伴随着元经学钳制下的士人阶层的逐渐觉醒而萌发，是士人思想逐渐觉醒、交融与确立的完整过程。 　　（二）子学发生于士人对经典的不自觉的阐释中 　　作为子学缔造者的诸子士人是秉承元经而又具有独立思想的对话群体，是凭借自我对世界的知识自由地阐发元经的知识传承者和文化思想的创生者。 　　中国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当核心价值遭受颠覆和亵渎时，作为知识者的士人便会主动承担起重塑正统权威的“救世”之责，这突出表现在士人对元经的阐释行为中。起初，这种阐释纯粹出于对正统的维护，其直接目的是使自己的意志得到充分有力的表达。比如春秋时期各个阶层的贵族都热衷于引用经典来阐述自己的志意，被他们引用最多的一般是往圣先贤的言论与作为儒家经典的《五经》。仅就现象层面看，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经典接受行为，但是，这一现象背后所蕴藏的观念性变革是，作为接受主体的士已经不再满足于对经的绝对遵从与维护，而是借助“经”的话语权威去建构自己的知识话语，确定自我言说的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引用经典已经是一种不自觉的“释经”行为。 　　士人通过各种形式的“释经”行为，不仅极大地丰富和衍生了元经的意蕴，并且逐渐形成对《诗》、《易》等元经新的阐释原则，即“《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的集体认知模式，继而形成一种立足于原始语义场性质的话语情境中的阐释性对话。凭借着这一语义场的存在，不论处在何种情境下，不论用经者如何断章取义地阐释元经，都不会造成对元经的淆乱和背离，更不会引发集体价值的混乱，士人确立了一个本非“逻各斯”的“逻各斯”。 　　随着阐释性对话的进一步深化，元经的语义内涵得以不断创生，继而发展成为一种鲜活的思想话语，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