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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辜译本副文本研究 　　[摘 要] 正文本和副文本共同建构译本的意义内涵。在翻译研究中，译本副文本是呈现译本、译者和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载体。《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即使涉及译者评论、序言等，也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挖掘《论语》英译本副文本的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形成系统的副文本理论，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的深化。辜鸿铭《论语》译本的副文本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因此，考察副文本可使副文本与译本、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有助于获知译本生成的历史细节与译本接受的传播语境，也是论述译本的元话语的方法论，为深化译者、译本研究带来契机。 　　[关键词] 副文本；论语；辜鸿铭 　　[??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69-04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法国文艺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首次提出“副文本（paratext）”概念，即“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包括序、跋、标题、插图、图画、封面以及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文本呈现的元素”[1]。副文本（paratext）与正文本（text）相对，副文本包围并延长了正文本，副文本与正文本互为补充，共同组成文本。正文本与副文本共同构成译本。翻译研究中，文本指译文本身，副文本指伴随译文的描述性材料（peritext）以及直接围绕译文的阐述译文文本特征的元话语（epitext）。伴随译文的描述性材料包括前言、导论、译跋、标题、插图等；直接围绕译文的阐述译文文本特征的元话语包括注释、评论、访谈等[2]。在副文本中发现的观点不但可以补充对译文的描述与分析，而且有助于对译文分析得出的一些结论作出修正[3]。热奈特认为：无论译者以副文本为要素作何种美学的或意识形态的投资，无论译者在副文本中如何卖弄风情或是非颠倒，副文本始终从属于“它的”文本，这一功能特征决定了副文本的诉求和存在的本质[4]。 　　副文本是译者冲出语篇为自己说话，或对读者导读，或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或反映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因此其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副文本是研究译者、评价译本、考察当时翻译历史语境的重要依据。译本副文本应该成为翻译文学研究的重要文本和全新角度，成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但遗憾的是，专门以现当代文学翻译作品序跋为对象的序跋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而对翻译序跋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仅仅对林纾的译序和鲁迅译序跋有过一些探讨），系统的研究基本没有[5]。译本副文本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译者序跋、注释、出版声明、乃至封面设计等副文本要素一直没有在翻译研究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副文本更多是被视为翻译研究的参考文献，而不是单独的研究对象，显然缺乏系统的研究。《论语》拥有如此众多的英译本，其副文本是译本研究一笔宝贵的财富。而其英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即使涉及译者评论、序言等，也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至今没有一部以副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硕博士论文。挖掘《论语》英译本副文本的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形成系统的副文本理论，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的深化。 　　二、《论语》辜译本的副文本 　　本研究以辜鸿铭1898年《论语》译本的副文本为研究对象，同时涉及《论语》的其他译本副文本，如理雅各1861年译本，林语堂1938年译本，庞德1950年译本等。 　　将副文本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有必要对副文本的概念、类型和特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根据热奈特的说法，副文本类型可依据副文本与文本的位置以及时间关系来划分。副文本在文本之内的称之为内文本，在文本之外的称之为外文本。副文本产生于文本之前的称之为前副文本，与文本同时产生的称之为原创副文本，产生于文本之后的称之为后副文本。因此，我们认为，译本副文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内文本和外文本。内文本即原创副文本，与文本同时产生，与译文正文共同构成译本。外文本包括前副文本和后副文本，产生于译本之前或之后，指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文本呈现的元素，与译本形成互文关系。《论语》辜译本副文本的内文本包括译序跋、标题与封面、注释等。外文本指和译本相关的书信、著作等，主要有辜鸿铭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 　　（一）译序跋 　　译序跋是译本中非常重要的副文本，它们出现在译本内部，与译本同时出现，属于内本文、原创副文本。与其他副文本要素相比，序跋独立性很强，可以游离于具体作品而存在，却直接与正文本构成互文。序跋具有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指涉范围。序言可以是别人作序也可以是自己作序，内容主要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