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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生态权力结构与文学经典生成 　　文学经典的“文化权力”问题首先起于比较文学，涉及种族、地域、性别、殖民、古今等诸多领域。“文化权力”给出了考察文学、文学经典、文学史等问题全新的角度，以之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众多与经典相关的文学史事件、文学现象，就会产生很多文化研究的特别意义。 　　一、权力结构 　　文学，看似只是一个艺术问题，但由于它对社会生活广泛的包容性，自然也就无法超然于世事之外。因此，文学经典问题不可能在“纯粹”的、理想化的艺术言说场域中进行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鲜明地呈现着中国文化生态，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言说场域中，有三种文化权力共同影响着经典的生成。 　　首先是政治的主导权。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作为两个独立学科成立的前因便始于政治的介入，当下将两者整合的意图渐成共识则源于社会政治强制介入的减弱，由??可见社会政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言说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这种主导性更多地体现为对于言说空间的框定，强烈时是对言说界限、方向、方式、基调的全方位的限定，等于不给言说空间；温和时则只作或界限或基调的局部限定。具体到经典的生成，“样板戏”的经典化就是最典型的个案。首先，通过“会议纪要”方式全面否定中外、古今（包括十七年）一切文学，为“样板”的生成构筑评价机制，拓开存在空间；以政府公告形式先后公布三批所谓“样板”；以中央政府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级文艺团体学习和表演。社会政治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绝对主导的作用，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窥视到这样的主导背后其文化统治的意图。其实任何文化政策背后都有文化统治意图在作基础支撑，只是“手法”的优劣差异，给予的言说空间不一罢了。 　　再者是学者的阐释、叙述权。对文学作品作怎样的阐释及如何在文学史中加以叙述，在经典的生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小觑的权力，而完成这些工作的是相关学者。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阐释自其发生就相应出现，相关的文学史叙述不久也渐次出现。“鲁、郭、茅、巴、老、曹”经典作家叙述口径在文革前逐渐形成，而在文革后又重新被确认。学者在获得话语空间后并没有停留于此，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热度飙升，在阐释、叙述中已经逼近甚至超越原来的六大家。钱理群、王一川干脆对现当代作家作重新排名，也突显出学者权力的直接。学者在构建经典的过程中，以其文学价值立场取舍，终免不了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当然，各异的文化资源也会催生出不同的“启蒙”论调，有诸如人性、自由、平等等相对普适的言说资本，也有与中国文学语境相对较远的旗号。 　　还有就是读者的选择权。文学可以成为政治工具、研究对象，但其最主要的功能与价值还在于被阅读。当然，文学也可以没有读者，但要成为经典，必然是在广泛认可的前提下的。所以，在经典生成过程中读者也必然拥有其独特权力——对作品的选择权（当然这种权力的体现是非个体的）。是行政权力指定经典也好，学者阐释、叙述以框定经典也罢，读者最终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往往不受这界限所累。即如时下盛行的网络文学（当然，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尚不能纳入经典的言说界域内），显然所拥有的读者常常远胜已被“界定”的经典。读者阅读虽各存动因，但在当下消费文化盛行之时，文学作品作为消费品的特征愈发鲜明。这种作为消费品的文学与其他流行艺术一样以满足消费者——读者需求为要务，而当下艺术消费的主体是娱乐性消费，这就自然地催生出娱乐性文学。为“经典”的落寞而痛心疾首只怕也只能是一相情愿了。 　　二、权力关系 　　三种权力是共生的文学生态，彼此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产生关联。由于三种权力状态的非恒定性，就决定了三者的关系也总在变化之中，下面就影响经典生成与否的三种关系加以剖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中三种权力之间是明显的“影响”关系，即政治主导权影响阐释、叙述权，阐释、叙述权影响选择权。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生存机制与空间的不健全，当代学者们在从事阐释与叙述工作时，常常不得不受到政治主导权的直接辖制；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不健全，学者们在从事文学的阐释与叙述工作时，又常常主动迎合政治主导权的影响。而学者在阐释与叙述时，是以专家姿态出现的，这就势必对读者评判和选择产生牵引，发生影响。比如鲁迅，虽然到目前为止当代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将之列为经典作家，但其“经典”的实质却是不相一致的。官方的政治主导长期突显其“斗”的精神，与之相应的是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在选编和阐释中也围绕“斗”字展开，于是读者接受的也是一个好“斗”的鲁迅。当“与……斗其乐无穷”的时代过后，政治直接干预阐释的力度式微，学者未能及时匡正教材的编选与阐释，接受好“斗”鲁迅的教育工作者继续老路，引起的是对鲁迅的反感与厌倦。 　　如果说影响是种被动式联系，那么，“依存”则是一种主动式联系。依存表明一种潜在的结构关系，即读者选择是学者阐释、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