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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深度转型过程中个人与共同体问关系研究 　　摘要：中国社会正处于制度深度转型和结构深刻变迁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与其同体的矛盾关系是社会转型过程中诸矛盾关系的聚焦点。而围绕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需着力研究个人与共同体间的中介问题，个人、共同体主体性培育与生成问题，文化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等。对这几方面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解答，将有助于找到建构个人与共同体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社会转型；个人；共同体；主体性：文化：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072-04 　　一、社会转型中个人与共同体间的矛盾关系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制度深度转型和结构深刻变迁的过程中。有学者认识到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辩证关系，即中国社会既“进入快速转型期和发展黄金期，同时也进入了矛盾的凸显期。这种快速转型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其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为诸多矛盾的核心指向。 　　所谓“转型”，即事物的“型”发生转变或转化，从一种“型式”或状态向另一种转化和过渡。沿用学界广为接受和使用的二分法思维方式，中国社会已在或正在从“传统”的依附型、自然型和保守型的存在状态向“现代”的独立型、自觉型和开放型的存在状态转化和过渡。在这一阶段，社会的新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同时也呈现出某种协调、重构和融合的趋势。 　　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考察个人与共同体的矛盾关系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与前市场经济形态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形态已经建立并日趋完善，这为个人和共同体关系的良性发展开辟了宽广的现实空间。在前市场经济形态下，家庭、宗族和单位等小共同体具有优先于个人的社会地位，个人发展必然以其为发展的起点、空间和限度。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在于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市场的普遍性交往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培育的竞争机制也极大地激发了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样就把个人从家庭、宗族和单位等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个人逐渐意识到，不只是家庭、宗族和单位等小共同体，而且是“我”能作为主体部分地决定自己的利益、发展甚至命运。这样，增加了市场这一中介，个人与共同体间具有普遍性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与传统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相比，当代中国已建立并日趋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较充分的政治前提和保障。中国社会有着极其漫长的高度集权政治制度的历史。这种集权政治制度以“家（家庭）——族（宗族）——君（国家、君主）”式的严密等级次序建制，结构非常稳定。在这种政治制度下，被严格的等级制枷锁所束缚、压制和摧残的个人缺少甚至没有政治发展的空间和自由。比较而言，当代中国已建立并正在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个人从政治枷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并较充分地享有日益增加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民主政治制度下，个人与共同体（家庭、宗族和国家）问的关系已不再是被动式的无奈依附或主动式的精神逃避，而是有了在制度依托和保障下的个人与共同体间良性互动的可能与现实。 　　再次，与传统社会“他主性”的不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当代中国正在建构一种“自主性”的、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制定了以“仁”和“礼”为理论核心的思想文化系统。“礼在外，故只讲共同体的制裁。礼内化为仁，仁在内，故讲个体修养，但它讲的不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故儒家伦理体系中只有个体而无个性。无个性，个体对共同体秩序便只有绝对屈从，只有浑然与其同体。因为个体屈从，共同体就君临其上。”这种“内仁外礼”的不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念已渗入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体的人的精神世界，逐渐内化为其内在的价值观念，并成为传统文化中个人的行动准则。在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念下，个体的人只能为家、为族尽孝，为君、为国尽忠，个体的人在家、族、君、国面前只尽义务而失去自我，个体与共同体处于一种僵化的、被动的顺从状态的“和谐一致”关系中。与上述有别，当代中国正在构建一种“自主性”的、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念，这将有助于个体从思想深处涤除传统文化中“他主性”的不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在文化生活实践中使个人与共同体逐步形成自主性的、平等的文化价值取向，并在他们之间建构起正向的、良性的、平等的互动机制。 　　由此可见，在当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在不断重构与生成中。辩证地看，在这一背景下，在个人与共同体的矛盾关系中和谐的、一致的方面应该是主导性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其内部存在着诸多的非和谐的、非一致的方面。而且正因为存在着这种不和谐、不一致及其带来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