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事业繁荣背后冷思考.docVIP

年鉴事业繁荣背后冷思考 　　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级各类的年鉴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中。年鉴编纂确实有其意义所在，而中国文化中的盛世修史传统更使这种记录当下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更是为掀起年鉴编纂的热潮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在年鉴事业繁荣背后还存在三大隐忧，一是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二是编纂体例缺乏创新；三是信息利用效率偏低。因此，要努力争取确立年鉴学的学科地位；在遵守年鉴体例规范的前提下彰显特色；要注重发挥年鉴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盛世修史；年鉴隐忧；发展建议 　　近年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级各类的年鉴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中，“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6种发展到90年代末的1300多种；进入新世纪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至2009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2500种，加上内部赠阅、非正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3000种”[1]。笔者认为，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以江苏省为例，截至2009年底，仅是市、县综合年鉴就已达到105种，这还不包括数量繁多的综合性年鉴、专业性年鉴以及未正式出版的各类年鉴等。因此，我国年鉴事业的繁荣局面已然形成，正成为出版界的一股新兴力量。 　　1 年鉴事业繁荣的原因探析 　　中国的年鉴编纂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年鉴事业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年鉴热潮迅速蔓延，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年鉴的合法地位。 　　追寻近年来我国年鉴事业兴盛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年鉴本身的价值来看，年鉴编纂是一项有其特殊意义的事业。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有其独特的本质、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在观察、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认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而且，还能透过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人类将??生于人脑的观念活动通过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实践活动的成果得以保存和延续。年鉴就是忠实记录上一年度人类在某一领域内观察、改造自然和社会成果的符号文本。这样的记录很有必要，不仅可以准确地获知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还有利于在了解事物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发展趋势。 　　第二，从中国史学的传统来看，盛世修史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所在。治史和年鉴编纂尽管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都涉及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盛世修史是统治阶级彰显文化影响力的国家行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巨著都产生于盛世。今时今日，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安定团结，人民满怀信心，有条件有能力记录当下的盛况，以达到客观反映现状、激励教育后人的目的。而这种记录不仅造就了历史学科的大发展，也同时掀起了年鉴的出版热潮。 　　第三，从年鉴编纂的主体来看，政府支持是年鉴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年鉴与西方的年鉴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编纂中国年鉴是“官方行为”，这是从修史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特征。而西方的年鉴很多是由个人负责的，如当时欧洲一部颇有影响的年鉴是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雷格蒙塔努斯（1436年～1476年）于1457年编纂出版的，主要记载时令节气、天文气象等。因此，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年鉴事业的重视，成为年鉴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年鉴编纂确实有其意义所在，而中国文化中的盛世修史传统更使这种记录当下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更是为掀起年鉴编纂的热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年鉴事业存在三大隐忧 　　作为一名基层的年鉴工作者，一方面为年鉴事业的繁荣感到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恐怕还必须带着理性的目光，客观冷静地观察年鉴事业，警惕年鉴大发展背后的隐忧。 　　隐忧之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 　　与年鉴出版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鉴理论的研究严重不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鉴虽然不是很多，但热衷于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人还真不少，年鉴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在200篇以上，还陆续出版了好几种专著。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年鉴界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锐减至100篇左右，且有文章数量逐年减少、质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出版的专著更是少得可怜[2]。这与当前年鉴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极不相称。 　　隐忧之二：编纂体例缺乏创新 　　不可否认，在年鉴编纂过程中，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一般较多地沿用旧有的体例，对当年的内容进行收集和整合，在体例和内容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比较少见。如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领域，并深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