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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分与合背后逻辑 　　【摘要】传统意义上的情与理在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情理法的分与合始终处于法律研究的视野之中。随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和实施，支持与反对之声共同引发了争议热潮，然而究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经济分析和利弊得失的权衡考量。《解释三》并未从根本上与中国的情理社会相违背，经济学逻辑是隐含于法律背后的重要思维过程。 　　【关键词】情理法；分与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经济分析 　　一、中国社会的情、理、法 　　自古以来中国便有情理法文化的传统，法有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法外之法（情）、法上之法（理）、法中之法（法）。三者作为调整民众生活的社会规范一直以来占据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地位。情，指人的自然感觉和情感，亦即“人之常情”，社会公认情感之普遍意义，包括“喜怒哀欲爱恶惧”的自然之情和“仁义礼智”的伦理之情。被儒家道德化了的“情”被理解为法律的合理性依据，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一种司法技术。法律自然不应与人情相悖。理，一般是指古代中国文明中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原理原则，“包括习惯、风俗在内的比如‘欠债还钱’、‘父在子不得自专’等就中国文明中不成文却为人民广泛承认的种种原理原则”。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官方化，“理”也被伦理道德化了，具有了主观性意义。“天理”即是中国的“自然法”，核心内容是中国人的伦理纲常。在传统主流学说“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天理与人隋本身是相通的，具有一致性。法，古作“灋”，《说文解字》中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中国古代的国法以天理为指导，将纲常具体化为国法的基本内容，因而又被称为“伦理法”，同血缘、伦理、亲情等为内涵的人情是一致的。深谙中国法律的沈家本曾云：无论旧学、新学，“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这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熟悉的思维路径的一个总结。 　　古代中国的法律更多的顺应了儒家化的官吏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情趣追求。霍存福教授认为“法与情、理之间，确实有一种令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东西在”；“情理与法有着特殊的联系，而中国人似乎也有一种理解法律必得牵扯上情理的特殊情愫。”情理法的互动共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结果，这体现了古代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伦理规范的有机统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如果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运用情理去判案会造成法律的不确定性和自由裁量权的极度扩张，司法的独立以及法官的职业性更要求在面对疑难案件时“依法判决”。现代的法律有其本身的逻辑规则，独立性和确定性是法律追求的目标，并不再依附于封建传统社会的“礼治”。 　　“情与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代表了对调和人际关系的重视和一种衡平的感觉，而非强调遵循某种预先客观存在的严格规则”。法律应该体现人情，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实现人们的愿望，法律的制度设计符合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和道德意识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法律的社会接受成本和普及成本，也更符合社会的运行规律。当法律与情理出现冲突时，法律文化论所标榜的和谐统一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面对这种永恒的矛盾我们只能去除表面的粉饰，去探究它背后的隐含逻辑。 　　二、《解释三》是否真的违背了情与理？ 　　《解释三》引发了人们对于婚姻正当性和基础性等问题的热议，其出台本身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关于财产分割引起的家庭纠纷。《解释三》对于婚后财产的认定为法官在受理离婚案件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关于房产分割的财产问题上。具体说来，其明确规定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不是共同财产；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等等。 　　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对《解释三》的出台和实施进行回应：支持者认为，《解释三》明确了一些家庭纠纷中历来难断的财产问题解决办法，防止了社会上一些不良的婚姻家庭观念，有利于女性自强自立。反对之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获得广大认同的基于情与理的法治观，认为“离婚不动产分割的任何方式的规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道德风险”。男性甚至更容易“保持强势”，违背了最基本的情理观念。有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学者指出，“解释三成为一个放大镜，将社会鸿沟摆在了公众的眼前，由此为我国目前弥足珍贵的两个价值观形成冲击，一是雏形中的法治理念，一是已濒临崩溃的社会信任”。将房产进行产权化明晰，强化夫妻个人财产的保护使得婚姻家庭中的财产关系更加明确具体，减少纠纷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恰恰是减少了社会成本，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发展。“规则的出现可以大大降低解决问题的信息费用，‘一刀切’能够省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麻烦”。另外，“相互信任的人们可以摆脱对于法律的依赖”。如今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持续增多，特别是不动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