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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土文化特征及其转型 　　摘 要： 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对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必要，在界域层面上，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两种文化类型的二元对立，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当下所进行的文化改革，其本质包含了乡土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化所固有的空间特征、人际关系特征、个体理性特征以及伦理本位特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转型过程表现为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以及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转变。 　　关键词： 乡土文化；文化转型；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1-006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ZD070；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2012-2020）重点项目“社会风险中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FRZD201305。 　　作者简介：刘晓峰，男，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教研室主任，讲师，管理学博士。邮编：241003 　　近几年，有关文化的研究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实践层面上，一系列旨在推进文化发展的公共政策相继出台，在理论层面上，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给予了深入而广泛的解读。然而，就有关文化发展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视角上，较多地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研究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而忽视了文化的人文内涵及其动态性特质；在比较视野下，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区域文化以及不同行业文化的发展议题，而较少关注到城乡文化这一界域层次；在研究方法上，较多地将文化作为一种因变量，并试图用定量方法来加以描述，而缺乏科学定性方法的运用。基于此，为了推进有关文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本文试图在理清乡土文化这一重要界域概念内涵及主要特征基础上，结合笔者对S省荃镇政府所做的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分析当代中国乡土文化的转型及其表现问题。 　　一、文化及其动态性 　　尽管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但学界至今都未能对“文化”这一概??达成共识，玛格丽特·阿切尔就曾指出，文化“是社会学史中对关键概念的分析发展中最弱的一个，它使文化概念在社会学理论中被最为笼统化地通用了。”[1]比如，沃勒斯坦仅仅将文化作为世界体系论中的一个关键变量，认为“文化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障碍物出现的”，并“将各种文明的文化视为反对核心社会的文化前提的潜在物资”，“将文化看作是一种体系瓦解的障碍”。[2]在对待文化与行为这一问题时，帕森斯提出了“文化重组”（Cultural Reorganization）的概念，他将价值观（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视作行为的目的和规范调节因素，强调文化之于行为的决定作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社会学领域对此理论也多有挑战之声，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它，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认同了“社会秩序的中心要素是文化价值（和信仰、象征）的制度化和/或内部化”[2]（63）这一命题。在这个前提下，文化生产学派将文化视为一种因变量，认为文化要由组织上、经济上及其他的“过硬”自变量来加以描述，或谨慎小心地加以解释。斯维德勒甚至认为，文化就是一个“工具包”，人们可以从这个“工具包”里挑选适合自己目的的行动谋略。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要把文化分析缩减成理性选择论的一点补充。[3] 　　笔者认为，文化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应该在行为过程意义上对其加以理解，在对待文化与行为关系这一问题时，笔者并不赞同“文化决定论”，而认为两者之间应是相互包涵和依赖的关系，行为受文化影响，同时也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笔者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4]因此，当前我国所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说到底也是人与文化互动过程的外在表现。本文对乡土文化转型的讨论，即是建立在这种动态性视角之上的。 　　二、 乡土文化及其主要特征 　　乡土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界域概念，它蕴含了两个前提假设：一是承认乡土这一“社区”（Field）类型的存在，即认为在乡土这个区域范围内，存在一个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群体共享同一个文化类型；二是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区别于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甚至与现代（城市）社区文化截然相反的文化类型，有一种所谓“传统”的东西在里面，因此本文所说的乡土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并没有本质区别。 　　乡土文化是具有“乡土性”的文化，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乡土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分析方法接触边缘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