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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皖南上海小三线 　　每次回到家乡探亲访友，总要到原属上海小三线的七一厂厂区和附近走走，这时，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七一厂和上海人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留下的一幕幕难忘影像。可以说，七一厂和厂里的上海人的生活打开了我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口，丰富了我早年的社会和人生阅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上海小三线。小三线从1965年开始筹建，1988年调整结束，历时24年，共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即54家工厂、2支运输队、1个变电所、3个物资供站、5所医院和防疫站、5所中学、7家管理机关、1家计量所、1所干校、1个农场等机构；另外，还建有厂附设小学39所，厂办集体事业单位38个。① 　　位于皖???的徽州行署各县是小三线建设的最主要地区。我生于1966年5月，这时，小三线企业已经在祁门建起了七一医疗设备厂、朝阳微型电机厂、为民磁性材料厂。其中，七一医疗设备厂占地5.72万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557万元，净值276万元，设备净值63.9万元，流动资金155万元。职工423人（含在当地招工的11人），工程技术人员24人。②该厂位于城北区，与祁峰村（当时称祁峰大队）交错在一起。它由2个厂区和1个生活区组成，一是临近祁门县北街到阊江北路的南厂区和职工生活区，当地居民一般称为“七一厂”；二是临近祁门县茶厂的北厂区，当地居民一般称为“红旗厂”，两个厂区大门相距也就是200米左右。 　　童年经历祁门县 　　物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 　　我家恰巧住在县城北街中间的徐家大屋。这是一座带有门楼、庭院、天井、菜园的两进徽州老宅。据父辈说，它建于清代道光年间。清代中后期的老宅在其它地区可谓是珍贵文物，可是在徽州并不稀奇。城里比我家老屋气派的就有不少，如，与我家隔巷相望的北街马家大院便相当的气派和宏伟。到我父亲这一代，徐家大屋由我父亲和二位堂亲拥有。我家祖辈是城里的士绅，然而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土地改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家道中衰，父亲成为受管制的“四类分子”，母亲和姐姐都在务农。由于我家所住的北街紧邻七一厂的南厂区及生活区，那时读小学没有多少课外作业，我空闲时间经常在七一厂周围转悠，有时则溜进厂里看电影或是闲逛，有时到厂区和生活区附近拾废铜废铁或牙膏皮等。这些使我有机会亲见、亲历和听闻不少在七一厂工作和生活的上海人和他们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出身于工人、农民和干部家庭，特别是所谓的贫农、工人家庭，被视为“根正苗红”，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我的出身不好，父亲是“四类分子”，我常为此感到痛苦，心想自己为何不出生在贫农或是工人家庭呢？我读小学时，各方面表现突出，经常被评为“三好学生”。评上三好生都要填表。然而，每当我在表中“出身成分”一栏填上“小土地”三个字时，马上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不过，这种因政治身份的低贱带给我的自卑还是短暂的，给我更强烈和持续刺激的还是家庭物质生活的穷困和文化生活的贫乏。我家所在的祁峰大队位于北城区，条件比乡下农村好些，可是，仍无法和城里的非农业户口的居民相比。有时，亲朋好友送一张豆腐票、肉票或布票，父母总会感激不尽。对于童年的我来说，吃得好、穿得好，可谓是一种幸福了！如果还能戴手表和骑自行车，能经常看电影和看戏，那就是上等人的生活了！不过，这样的日子对于童年的我来说，只能是一种白日梦。 　　在那个时代，除了“地富反坏右”，我眼中的祁门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最低等级是农民，我的亲戚多是农民，父母又在生产队，农民是我接触和认识最多的人。农民虽然与工人一样号称是国家主人，但实际社会地位和物质文化生活与工人无法相比。许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对农民来说，鲜肉、鸡蛋和豆腐一类的副食品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祁门是典型的南方地区，只产大米，然而农民却不可能每天吃上米饭，有些月份红薯、南瓜、玉米等成为一日三餐的主食。酸菜是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一年四季主打的下饭菜。有些家庭甚至连酸菜都吃不上，常常用盐水就饭吃。小时，家里有时用猪油、酱油、小葱花、味精和盐就开水冲一碗汤下饭吃，在许多农民看来已经算是比较奢侈了。第二等级，是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人，他们每个月可以享受肉、豆腐、鸡蛋等一类副食品供应，逢年过节，还会有品种和数量更丰富的副食品享用。夏天，还有绿豆汤喝，有西瓜吃。他们穿的衣服不仅没有补丁，而且面料也比较好。条件好的家庭，还有那个时代引以为荣的家用“三大件”——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 　　一墙之隔的小三线厂 　　上海人生活条件令我羡慕不已 　　不过，最令我羡慕的还是三线厂的上海人，他们才是县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