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必然性、逻辑必然性与道德心愿.docVIP

形而上必然性、逻辑必然性与道德心愿 　　[摘要]牟宗三以“形而上的必然性”、“逻辑的必然性”“道德的心愿所致”来言说“良知自我坎陷”说的根据，其间的理论问题在于：其一，内圣是开不出外王的，道德界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知识界的；其二，道德良知处的“知体明觉”虽然也是绝对的，但是它却是完满和谐的，其间并没有主客体之间的差别，没有矛盾也没有对立；其三，这样开显出来的世界只能是道德世界的附属品，而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世界。事实上，所谓知识界的现象，只能由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和作为认知对象的客体互相作用才能建构出来。 　　[关键词]牟宗三 “良知自我坎陷” 说道德形而上学 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149-06 　　为了将中国传统儒学现代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进行了知识论方面的研究。他本人坦率地承认，???何开出新外王即科学与民主政治确实是儒家的当前使命。但是身为一名儒家学者，牟宗三面临的一个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将道德与知识、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联系起来？由于他重视的是道德的知识而不是科学的知识，因此在他的理论视阈之内，这种开出便自然而然地应从道德本心或“知体明觉”处来寻求根据。对此，牟宗三以“知性之辩证的开显”或“知体明觉之自我坎陷”说加以解答。可以说，“良知自我坎陷说是牟先生借以重铸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是联结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中国传统哲学与康德哲学，道德理性与民主科学的枢纽”。这一理论说的是良知通过自觉地自我否定转而为知性，以开出独立的、智的知性形态。本文在此即对这一学说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一、“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嬗变历程 　　“良知自我坎陷”说不是牟宗三一下子提出的理论，它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完成于1949年之前的《认识心之批判》一书中，牟宗三就曾多处谈到形而上的心可以“坎陷”出认识上的心，这已表明了他对于知识与道德、认识心与道德心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他更为强调的是关系项中的后者，因为它们具有根源性和本真性。这种看法为牟宗三后来具体提出“良知坎陷”说打下了基础。当然，由于此时牟宗三是将学思重点放在逻辑学与知识论上面，所以他并未对“道德的心”与民主科学的关系做出仔细的论述，也没有具体解释“坎陷”的意涵，而只是随文点拨而已，更没有将道德之心与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尤其是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此时他还没有真正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说。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王阳明致良知教》、《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现象与物自身》等著作中，牟宗三才正式地对《认识心之批判》中所代表的以“形上心”来坎陷“认知心”这一理路进行了直接而鲜明的阐述。 　　在《王阳明致良知教》的第3章“致知疑难”中，牟宗三区分了知识宇宙与行为宇宙并进而以后者来统摄前者。为了将知识摄进良知教义中，他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说，“吾心之良知决定此行为之当否，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即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环。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 　　在《历史哲学》中，牟宗三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来说明东西方文化背后所具有的基本精神差异。体现西方文化生命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透显在外面，是一个概念的心灵（conceptual mentality），即“智之知性形态”（understanding form），而体现中国文化生命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是“智之直接形态”。为了从具有如此特色的中国传统中开出“知性”与“政道”，牟宗三认为这需要一种“曲折”，即“转一个弯”。“精神，不但上升表现而为道德的主体，亦须下降表现而为‘思想主体’（理解形态）。即此‘思想主体’，便是精神表现之一曲折。” 　　在《政道与治道》当中牟宗三具体地提出了以“自我坎陷”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具体途径。此时，他主要是着眼于知识论的层面来论述道德与知识关系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理性之运用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 of reason）与“理性之架构表现”（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 or frame-presentation of reason）关系的论述上。牟宗三承认从“内圣之运用表现”中是直接推不出科学与民主政治的，他于是放弃由内圣直通外王的办法。而是采取一种转折突变的曲通。“从理性之运用表现直接推不出架构表现来。然则从运用表现转架构表现亦必不是直转，而是曲转。这曲转即表示一种转折上的突变。” 　　对于良知自我坎陷的根由，牟宗三此时依据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认为它是实践理性自我要求、自我实现的一个必然产物。实践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