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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起义”中习仲勋 　　81年前，在陕甘大地爆发了一次著名的兵暴运动。驻守在陇南山区甘肃两当县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的3个连200多名官兵，在习仲勋、刘林圃等组织指挥下举行了武装起义。翌日，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故称“两当兵变”。 　　这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之后，我党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一场武装起义。这次兵变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燃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而时任中共营地下党委书记的习仲勋，在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骨干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临危受命，舍生忘死，深入敌营开展兵运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会议精神，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同时，在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以兵运为主，创建红军”的决定。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义无反顾地到长武县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第二团第二营（后被杨虎城收编，番号改为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两年多兵运斗争的生涯。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军阀混战，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习仲勋深入士兵当中，因时制宜，不断调整兵运斗争的思路，将党的工作重心和基础放在了基层，开始开展扎扎实实的组织和动员工作。 　　广泛开展教育，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习仲勋和李特生、李秉荣等下连队任职，以便掌握实际权力。他先任见习官，后任特务长，并以第二连为中心在全营开展起兵运工作。他们以公开身份作掩护，通过召开秘密会议、散发秘密传单、书写张贴标语等方式，批判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压榨掠夺人民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行径；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利用同乡故旧关系，联络感情，或采取乡间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鼓动士兵向长官提出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争取实行经济民主；明确反对打骂、欺压士兵，争取实行政治民主；向士兵宣传中央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捷报，引导士兵扭转思想，慢慢走上革命道路。 　　大力发展党员，奠定党的组织工作基础。在提高士兵觉悟的基础上，他们积极物色对象，发展秘密党员，在进步士兵中培养骨干，建立党组织，为革命积蓄力量。1930年4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该营成立了中共营党委，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党委书记，同时在第一、第二、第三连各成立一个党支部。到1931年冬，共产党员人数已达50余人。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分子，排长、班长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的，也都是革命的同情者。通过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该营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为兵暴做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严肃整顿军纪，切实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支军队原来为西北民军，被杨虎城收编后仍然组织混乱，军纪涣散。习仲勋等在严肃军纪方面狠下了一番功夫。比如，禁止士兵抢拿老百姓东西，一旦发现就及时进行严肃处理。有一次，几个士兵在凤县城东来家坪搜刮民财，农民阻拦后反遭痛打，农民气愤地跑进县城伸冤求救。习仲勋知道此事后，立即向营长王德修建议整顿军纪，并将几名肇事的士兵关了禁闭。这件事教育了全营士兵，使该营的军纪大有好转。与此同时，他们也坚决同其他军阀势力和国民党军队胡作非为、坑害老百姓的行为作斗争。当时，陕军顾鼎新部途经凤县，一路上为非作歹，无所不为。整个凤县县城风声鹤唳，百姓惶恐不安。习仲勋等闻讯后，连夜张贴了“打倒奸淫掳掠的顾司令”“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许多标语。待顾部到达凤县看到这些标语后，十分震惊。为了不失面子，顾鼎新下令叫手下士兵严守军纪，禁止在县城胡作非为，从而使凤县百姓免受了一场灾祸。 　　地火运行，酝酿时机，加快开展武装起义步伐 　　经过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起义的条件日臻成熟。这时，一件小事成为引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1932年春节刚过，时任第二团团长曹润华突然做出将第一、第二营换防的决定，第二营远在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当时，第一营的官兵大部都是陕西省礼泉县、乾县人，不愿意到离家更远的山里去，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在全营蔓延开来。 　　习仲勋召集营党委成员开会认真研究了形势，认为乘换防之机举行兵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派中共地下党员刘书林（公开身份是营部文书）以买东西为名，速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汇报。中共陕西省委同意营党委的意见，派省军委书记刘林圃（一说为省委军委秘书）为特派员，前往凤县传达省委的指示。在刘林圃到达的当晚，就召开了营党委会。刘林圃在会上宣布了省委关于立即举行兵暴的决定。会议还决定，由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