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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张之洞是如何做 　　张之洞之于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是思想者，还是践行者。也许也只有像他那样，将两者良好结合，方是改革的首选上策。 　　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上，张之洞是个怎么都绕不过的人物。相关论述有很多，对“中体西用”的探究更是其中大宗。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士人在近代西潮冲击下慢慢形成的一个变革性共识：即中国传统的政教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局势，必须有所改变，有所革新；而既存思想或知识资源又不足以因应当下的变局，故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不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西学源出中国”等思想，都是希望在保持中国认同的基础上，为引进西方文化找依据。 　　梁启超曾说“中体西用”是“张之洞最乐道之”，在实践方面，张之洞亲力亲为，为近代政教的改革作了很大贡献，孙中山曾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对于“中体西用”，张之洞又究竟是怎样身体力行的呢？ 　　建新学制 　　所谓“学制”，是对教育的目的、方针、内容的具体规划。张之洞原是鼎甲出身，又自诩才具足以经营八表，他第一次出任外官就是到四川做学政。对教育既是内行，亦复热心，在清末的学制改革中，他不仅居功至伟，而且步步摸索，次序严整。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刚到湖广总督任上，就在湖北大兴学业。他不仅新建了两湖书院，而且在书院课程中逐渐增加西学内容，兼得书院式的通才教育和学堂式的专才教育两者之长。在新政以前，湖北已经开办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江汉书院、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将弁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等兼采中西新旧的学校。 　　高层教育的全面展开，为教育改革往空间、往社会延展做好了人才和经验的储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和湖北巡抚端方联名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在该规划中，湖北将兴办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学堂。基础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初等教育又分为蒙学和小学两级，小学分设初小、高小；中等教育则省城设文武普通中学各一所，各道、府、直隶州设模范中学堂一所。高等教育则将原有书院、学堂改设为两湖高等学堂、武备学堂、将弁学堂。职业教育则分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三类。该体系基本上是在仿效日本，但即便是仿效，也须相应的积累作为基础。正如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所说，“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办理学堂亦最认真，久为中外所推重，是该督二十余年之阅历，二十余年之讲求，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自与寻常不同”。 　　正因为湖北办学业绩卓著，而且探索出来的路径颇可复制，因此极具推广价值，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晋京期间，张之洞被特邀参加全国范围内新学制的制定。在他与张百熙、荣庆的会商下，该年七八月完成了新学制章程初稿。这就是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执行的“癸卯学制”，这也的确是最符合当时中国文教状况的学制。从湖北到全国，新学制从探索到成形，整整经历了十五个年头。 　　兴新氛围 　　据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就读于此的张知本回忆，张之洞不仅对书院事事关心，而且务求造成尊学重教的整体氛围，以师生地位与待遇为中心。譬如书院的管理制度甚为整肃，如果学生二鼓时分尚未起床，宿管人员必来催促“老爷，二鼓啦”。当时仆役唤书院学生为老爷，唤自强学堂与武备学校学生为少爷，虽然颇有等级观念，却很能彰显学业、学术的地位。 　　对学生尚且如此，对教师就更是处处礼遇，各科教习至少能拿到一百两的月薪，每逢开学之期，张之洞必然莅临，至校门即下桥步行，先在孔子神位前行大礼，然后到至正堂。书院监督率教习立于西阶（也就是师位），接着官位尊崇、年逾花甲的张之洞代表学生家长，向教习们行叩首之礼！要知道这些教习不仅官位、年龄远不及他，而且颇多是他的授业门生。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湖北首批官费留学生离鄂，张之洞亲自到轮船上送行，对学生频频答礼。提督张彪后至，屈膝请安，张之洞却口衔烟杆，视若无睹。这些姿态，虽有做作嫌疑，却能客观上造成对教育的敬重，乃至敬畏。有时候，教育本身的确需要被信仰。 　　在中国，学制的影响从来不仅限于教育领域，而是会延伸到方方面面。改革的理念越新，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与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冲突。须知在晚清，科举的地位仍然极其显赫。据钱实甫先生所编《清代职官年表》可知，有清一代，汉人要想入仕升官，是否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功名的含金量高低，实乃决定性的因素。新学制虽然建立了起来，但如果科举仍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必定仍被边缘。因此，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周馥、湖北巡抚端方等人联名上奏，请求从次年开始，逐步减少科举中试名额，以期在九年后彻底停止。其实，张之洞本人显然就是科举的受益者，他正是因为在26岁那年考中探花，才能沿着既有的高官培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