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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孔子研究 　　说到“五四”时期，就会想到“打倒孔家店”。那是一个“反孔”的时期，只有孔子批判，哪来孔子研究？肯定当年“反孔”的，否定当年“反孔”的，都有可能冒出这样的念头，更不待说专为孔子研究作史了。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且不说当时的尊孔派、疑古派，就说在孔子问题上，使如今不少人耿耿于怀的“反孔”派，对于孔子其人以及儒家学派，都有相当的研究。无论是最早举起“反孔”大旗的陈独秀，还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反孔”论文《孔子平议》的易白沙；无论是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还是首先“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孔子思想的李大钊，对于所谓的“孔教”，都有他们的独特见解，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研究方式。人们相对比较熟悉的鲁迅与胡适当然也不例外。 　　认为“五四”时期只有“孔子批判”，没有“孔子研究”，原也事出有因。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把孔子当做“素王”、“圣人”去思考去演绎去称颂的研究，才是孔子研究；对孔子的学说提出质疑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魏晋时期的嵇康，他写《难自然好学论》，是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质疑；他写《声无哀乐论》，是对孔子的“恶郑声之乱雅乐”的质疑；他写《管察论》，是对孔子追随的周公杀管叔蔡叔的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他不就成了“害时乱教”、“非毁典谟”的“名教罪人”？然而，嵇康倘若不研究孔子，岂能提出如此质疑？做学问或曰“研究”，倘若只学不“问”，又怎么能称为“学问”？批判这个词汇，其本意当是评论判断，并非专指批驳否定，与以后所谓的“大批判”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对孔子并不一概否定，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的不仅是鲁迅，陈独秀重新评定孔子价值，一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二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他认为“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吴虞在读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后还写信给陈??秀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这几乎也是《新青年》诸公的共识。他们“反孔”，反的主要是“三纲”主义。倘若不对孔子及其儒学做过一番研究，怎会明白“三纲”主义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礼教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研究应当是纯学术的，有训诂，有考证，有义理。中国历史上汗牛充栋的儒学文献，汉学宋学也好，理学朴学也罢，无非就是“注疏”二字。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但请不要忘了，就是自汉以来的历代的注疏，不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难以摆脱现实政治的投影，也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痕迹。何况，“五四”时期的“反孔”，本来就是由那个时候的“尊孔”引起的，袁世凯为其称帝造势的祭孔大典，康有为的尊孔教为国教以及孔教入宪，就无不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连，这遂有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思想与国体问题》和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这遂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在列举了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九家之学”与“儒者之学”的七个方面的差异（“异于孔子者七”）后得出一个结论：孔学只是显学。易氏明确指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可见，他们的“反孔”，反的主要是“儒学独尊”，而且意在揭露独夫民贼借此搞思想专制的企图。倘若对孔子及其儒学没有研究，怎能对“儒学独尊”者的企图有如此敏锐的洞察？ 　　“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对于孔子以及儒家经典也有纯学术的研究。胡适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孔子，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第四编就是《孔子》，共分五章：一是《孔子传略》，二是《孔子的时代》，三是《易》，四是《正名主义》，五是《一以贯之》。鲁迅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孔子，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之第一篇论及《易》经，第二篇论及《尚书》与《诗经》，第三篇论及《论语》与《孟子》。陈独秀的《孔子与中国》，虽是发表于1937年的《东方》杂志，却是他长期研究孔子的结晶。他梳理出“史上孔子面目之四变”（自战国之末起，直至后汉俗儒与阴阳家正式联宗），他认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如此等等，都是陈氏独特的见解。他们那些“反孔”的论文与杂文，都由这种学术研究作为根底的。然而，就因为他们的“反孔”，连这些纯学术的研究也不算“孔子研究”了，连是不是国学研究都被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或许有人会说，“五四”时期既是“打倒孔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