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大杂烩”.docVIP

“创造性大杂烩”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乐于通过科学和技术迎接创新，并且更加卓有成效。美国具备许多鼓励创新的一流环境条件，如允许失败的富有活力的企业文化、开放灵活的创新生态系统、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資本市场、普遍流动的劳动者队伍。其他国家或许可以仿效美国的某些特点。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复制美国这种“创造性的大杂烩”。今天的美国创新模式里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美国政府在促进创新模式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科研事业不断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动力 　　推动经济进步的商业创新往往要靠科学研究的突破。特别是基础研究是对未来的投資，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源泉，是科技领先和经济繁荣的基础。谁重视了基础科学研究，谁就掌握了主动权。美国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始终是支持基础研究的主体。基础研究往往短期内见不到实际应用价值，但各种有应用价值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美国企业专利所引的参考文献70%来源于由公共資金資助的基础研究。美国基础研究提升了本国原始创新能力，美国近30年来经济上的成就正是依赖于基础研究所培育的智力資本。 　　投資基础研究和早期应用研究的公司或实体不一定会从投資回报中受益，私营部门开展基础研究的动力因此减弱。如果要实现基础研究的全部社会潜力，解决私营部门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必须做出补偿，支持绝大部分的基础研究。这正是万尼瓦尔-布什在他于1945年提交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所得出的结论。在接下来的50年里，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急剧上升，创造和带动了大学的科研事业。美国联邦政府于1950年建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并大幅度提高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資助。如今，这些机构与后来成立的能源部仍然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管理机构。美国大学与联邦科研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导致美国在20世纪取得了一些影响最为深远、使世界发生巨变的科学发现。 　　研究成果取得成效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即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开发和产品。相反，基础研究往往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为整个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动力。例如，量子力学和原子结构的基础研究曾由好奇心驱动。当时充满了神秘色彩，而后来为今天的微电子行业和计算机行业提供了发展平台。再如，纯数学和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研究从许多方面为万维网奠定了基础，并为当今一些最大的企业提供了智力基础。今天，在生物科学领域类似的景象正在上演。 　　美国政府不仅加强和扩大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对于创新是关键而市场失灵不利于其发展的国家优先技术领域，采取措施以催生重大突破，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基于市场的创新。美国目前确定的这些优先领域包括发动清洁能源革命，加快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提高空间能力和开发突破性应用技术，推动卫生保健技术取得突破。 　　二、形成加快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美国经济能够保持强大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形成了开放、灵活、冒险的创新生态系统，能够产生新的创意并把它们变成新产品和新服务。企业是美国的创新引擎，其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美研发经费总支出的3/4。从亨利·福特的制造业革命，到贝尔实验室、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再到今天的研究密集型企业，美国一直受益于产业界的创新精神。允许失败的富有活力的企业文化。与硅谷、波士顿、奥斯汀、北卡罗来纳等强大的创新集群联系在一起，驱动着创新的产生。风险資本、天使投資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共和私人投資的容易获得与有效的创业顾问项目一起，共同促进了创业活动的开展和高科技行业大规模的快速增长。美国的新兴小企业在先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大学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也令人瞩目。正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美国科研事业的未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大学正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中心。过去50年，美国研究型大学一直因开展基础研究而著称。如今，美国研究型大学不仅执行基础研究，还越来越多地开展应用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研究，注重向产业界转化和转移科学发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贴近市场。随着产学合作成为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产业界越来越多地向学术界求援，以建立科研伙伴关系，接触前沿的思想和技术，获得客观的战略决策意见，招聘具有新观点并掌握先进知识的高技能人才。 　　在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美国政府不仅通过科研投資促进知识供给，而且在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快技术转移和科研成果商业化方面功不可没。自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拜杜法》、《史蒂文森一怀德勒技术创新法》、《小企业创新法》、《联邦技术移转法》、《发明人保护条例》等十多个促进技术转移的法律法规，并不断进行修订补充，大大激发了相关各方进行技术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