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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政府管理 　　数据是21世纪的原油，国家、行业和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大数据”时代核心要通过“大数据”启动透明政府建设、引领社会变革。 　　2012年10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广东省财政厅视察，荐书《“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 　　他敏锐感知到“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指出，“大数据”是世界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提高的前沿，是政府工作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 　　一个月后，广东经信委起草《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在财政、环保、招投标等领域率先开展数据公开试点，通过互联网等形式开放数据。 　　这是一个数据挖掘的时代，从数据中可以发现知识和智能。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仅9 分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就发布了详细的海啸预警。其快速反应得益于全球范围内庞大的海洋传感器网络。 　　通过这些置于海面和海底的传感器，NOAA 源源不断地获取全球范围的海洋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存储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数据中心。 　　这一机构每年预算高达10亿美元。花费巨大，美国却乐此不疲，因为数据关乎生命。 　　数据正在成为21世纪的原油，国家、行业和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不仅在危机的发现、预警与应对上，“大数据”具有无法比拟的作用，在政府日常管理、服务创新和效率提升方面，“大数据”也有重要意义。 　　美国交通管理局和治安管理局是两个独立部门。一次，他们把数据记录加总到一起，把治安案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和交通事故发生的案件、地点、时间，印设到同一张地图上，发现记录高度重合。 　　这引发了他们执勤方式的变革——两个部门联合执勤。后来证明这是有效果的，然后在全美国推广。 　　政府“大数据”意识、数据公信力不够 　　对于政府管理而言，“大数据”的价值在于提高决策科学化与管理精细化的水平。然而诸多局限制约着我国政府对“大数据??的利用。 　　一是管理部门缺乏“大数据”意识，收集数据的能力较差、数据量少。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互联网、手机大国，互联网用户是美国的2倍，手机用户是美国的3倍。我们应该是个数据大国。但很可惜，中国的数据很少。 　　以2010年为例，这一年我国新增数据量，连美国的1/10都不到。我们经常说日本是“弹丸小国”，但是我们的数据量竟然比他们还少！ 　　为什么会如此？《“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的作者徐子沛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收集数据的意识比较差。 　　在技术层面，我们与美国等国家差距并不大。但由于缺乏“大数据”意识，很多数据得不到收集和存储，也就无法有效利用。 　　鉴于此，“大数据”意识的培育是“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准备。 　　二是管理部门的数据公信力不够，公开和透明度不高。 　　在我国，普通市民要想看到政府相关数据不是一件易事，对政府公布的诸多数据也持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往往政府公布一个数据，大家都会提出质疑，嗤之以鼻。在网络上，也充斥着大量无标签数据。 　　同时，我国文化传统也不重视数据，数据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很多手段修改、操纵这些数据，历史上也出现过“亩产2万斤”。 　　由于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公信力不够、公开和透明度不高，也就大大降低了数据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数据完全是一个工具，是为其他事情来服务的。国外都把数据作为一个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决策。 　　要逐步开放数据，用“大数据”说话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追寻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结论是：别的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时，近代中国还不能合理运用数据。 　　如今，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政府应如何应对呢？ 　　一是要从长久计，做到“大数据战略”规划先行。 　　实施“大数据战略”具有深远意义，欧美等国也有经验可借鉴，因此实施“大数据战略”必须规划先行，抢占时代先机。 　　“大数据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法律问题，所以，立法工作要超前进行。美国在2000年就颁布了《数据质量法》，规定公民、公司、组织对政府公布的数据可以质疑，可以提起审核，甚至上诉司法。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法律来规范数据的发布。 　　二是要逐步向公民开放数据，用“大数据”说话。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选总统之前，曾去谷歌拉票，他说他上台要做两件事：第一，任命一个首席信息官；第二，开放数据。 　　2009年，美国，也是世界首位政府首席信息官诞生，年仅34岁。 　　有人认为，政府层面数据化工作有两层含义，一是借鉴他国经验，在政府工作中注重数据梳理，从而为下一步工作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