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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笼子才能关住权力等 　　什么样的笼子才能关住权力 　　吴乔在1月23日的《京华时报》上撰文指出：习近平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表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表明这一反腐的价值理念已经形成高度共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笼子”？《京华时报》曾在题为《将公权力赶进法治的笼子》的评论中，对“笼子”做了形象表述：“被笼子束缚着，伸手就不那么自由。笼子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伸手就有被群众敲打的可能。”“笼子打造好了，就有一个让笼子成为刚性的问题。纸糊的，权力一挣就脱。”那么，什么样的“笼子”才能关住权力呢？习近平强调了三个机制：“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就为“笼子”打造了三个层面的刚性之墙，彰显出源头反腐的理念。要打造刚性的笼子，即是要着眼于这种“源制度”的建树，使“一把手”的权力不要过大。在社会生活中，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往往就存在利益勾兑的情况。哪怕是一个看门的人，只要想进门的人输送一点利益，在一些守门人那里门就能轻易失守。哪怕是瘦肉精有十八道严密检测，只要送上200元，检测的人就可能直接放行。当权力天生就有容易腐败的特性，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权力尽可能地从不必要存在的地方退出，也就是要从根本上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比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的“新两个凡是”理念，“凡是公民能自决的，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之所以引起热议，就在于它体现的正是这种让权力不能腐败的理念。 　　走出作风建设的循环怪圈 　　谢宝富在1月（上）的《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在我国绝非新名词，不仅不是新名词，反而还出现过“改进一回归一再改进一再回归”的循环怪圈。为了遏制公款吃喝的顽症，中央曾一度明确规定，公务接待不得超过“四菜一汤”。一声令下，举国无不称好。可是，没过多久，一些地方政府便发明出一种既不违规又可大吃大喝的怪招——每一个大菜都含四个小菜。此后，各地很快便将“四菜一汤”置之脑后。公款大吃大喝依旧了。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2002年被定为“转变作风年”，多个省级单位都有市、县开展“万人评议机关作风”活动，一时机关作风因此有所好转。但是，由于该类评议活动在评议人选择、评议方法等环节均存在诸多不当，最终该项以反对形式主义为目标的活动自己也沦为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历次改进作风之所以出现如上怪圈，原因之一是每次改进作风都是由中央领导发动并给力，但整个官员队伍并未像发动者一样热心、给力。至多不过是被动跟风，日子久了，气球也会慢慢泄气并还原。原因之二是历次改进作风几乎都是决心有余而制度保障及惩处不力，对公然违反者也缺乏惩处。久而久之，官员们自然故态复萌了。历史经验表明，走出机关作风建设循环怪圈，需要从制度规范、监督约束、文化重塑等多个层面入手，才能真正有效。 　　“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 　　石勇在2013年第1期的《南风窗》上撰文指出：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表达了一种理念，一种具有战略性的智慧：利他才能利己。而就国内问题来说，这句话更具有解释和规范的能力，而且更为紧迫。因为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博弈中，占优势的群体，没有考虑也让处于劣势的群体过得好造成的。曾经一段时期，我们的社会政治哲学是：把整个社会假定为一个“我-敌”系统。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政治哲学开始说话，“我-敌”系统瓦解，变成了“我-他”系统。合理利己主义，以及后来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被广泛接受。而在博弈中，握有权力、资本、知识等稀缺资源的人，慢慢走向了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群体事件不断。只顾自己吃肉，让别人汤可能都没得喝，这是一种具有自败性的社会政治哲学，在今天，“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是一个超越性的理念，一种谋划。各个阶层的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在其中博弈的社会，如果制度设计没能让弱者获得改变不公平局面的预期，估计强者对未来的预期也很成问题。 　　红包 　　左妍在1月15日《新民晚报》上介绍说，我结婚时，曾收过一个特别的红包，里面没有礼金，而是一张写满祝福的卡片，最末留着朋友的亲笔字迹：“凭本条可免费参加本人婚礼。”当时没有告诉长辈，怕他们接受不了这种新鲜的做法，但我心里却为朋友鼓掌。婚前我们就相约，以这种祝福的形式当红包。如今她能鼓起勇气实践，倒也颠覆了人情世故和传统习俗，让礼尚往来回归到最纯粹的状态。其实，现在想来，婚礼那天谁送了多少钱，我几乎全然不记得，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朋友送的那张卡片和那段祝福。可见，换一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