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持续发展到碳控制生态国家重构与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doc

从可持续发展到碳控制生态国家重构与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 　　[内容提要]碳排放的管理对作为社会一环境规制的组织原则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构成了潜在的挑战。本文探索了一种特别的低碳政体，作为意识形态层面上一个国家工程的兴起，并检验了它对城市与区域维度上环境经济规制的潜在影响。碳控制可能会将一套新的价值观引入国家规制，而这可能会以一种不属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主流模式构成挑战。但是，低碳重构也意味着不平衡发展的加剧、新的国家控制方式以及对国家一社会关系的社会不平衡的重塑。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基于“生态国家重构”的概念，通过提出一个环境规制的概念性框架展开研究。我们引进这个概念，是为了考察包含在政府为使环境保护与多种其他压力和要求相协调的努力中的冲突、权利竞争和战略选择。总之，本文致力于为国家环境规制和正在兴起的气候政策空间维度的理论工作作出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气候政策 区域碳管理 城市与区域发展 环境规制 　　温室气体减排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成为了环境政策与实践关注的焦点，但是直到2l世纪，政府才开始将根本性的碳减排置于一个紧迫的位置。这反映了一种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的新思潮，同时也是在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对国家碳管理策略的思考。有争议的是，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温室气体减排已经成为环境规制新的“主要核心理念”的时代。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加剧到这样一种程度：几乎可以认为，有可持续发展的地方，就会存在碳减排和低碳重构。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将碳管理作为进行社会环境治理模式的国家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来回应进一步做好气候治理空间性理论工作的要求。迄今为止，以碳控制策略为代表，西方国家通过设定不可妥协的目标进行强硬的国家环境管制，却恰恰与其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方面极弱的执行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目前的大多数著作已经指出了碳限制在加剧已有的社会和区域不平等方面的一些潜在负效应：因为碳限制可能会扩展市场环境主义的覆盖面，加强国家和资本的力量，从而牺牲消费者和普通劳动者在??会公平和空间公平方面的利益。 　　碳管理的政治工程可以被视为对新自由空间管理的加强和挑战。我们设计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检视基于“生态国家重构”（Eco-State Restructuring，ESR）理念的现代国家对环境目标的选择性整合。我们一开始采取这种高层次的抽象，是因为我们相信，除了显著的例外，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主流方法仍在坚持一种无视国家理论以及生产、交换和消费等规制的理念。对“生态国家重构”的强调表明，国家理论无法继续忽略环境议程对城市和区域既定发展路径形成的影响。尽管生态重构的前提条件是反思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是并非暗示了这样一种转型：向着严格按照可持续规范所预想的完美生态国家的形式发展。相比于其他理念（例如生态现代化），“生态国家重构”理念的提出和受欢迎，说明其在处理国家环境规制中的潜在冲突和权力斗争上具有优势。本文的下半部分主要侧重于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考虑到碳规制的形式以及由此可能在城市和地区范围上引起的地域政策问题。有人指出，当我们自下而上地从地区政策的角度审视气候管理这个问题时，可以发现许多有关城市、地区和无止境的财富积累的碳规制的社会管理逻辑之间相互关系的许多洞见。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或许有争议，但次国家层面已经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低碳重构对象。这种关于碳管理的降级研究引起了一系列在跨行政管辖区或者某一区域内碳减排责任的分配问题，不同管辖机构减排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以及主流治理规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或限制城市和区域的反应问题。我们的例子主要引自美国和欧洲的经验。尽管我们认为我们的论断有全球普适性，但我们也认识到，其主要的前提条件仍然是基于西方社会主流的地方各级治理模式。简而言之，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内容是基于某些人所谓的“第一世界的政治生态学”（First World political ecology）。 　　一、国家理论、环境规制和“生态国家重构” 　　几乎没有疑问的是，当前主要的政策，无论是国际政策还是国内政策，都致力于重新引导经济行为与环境保护目标相统一，这为地理研究人员提供了全新和令人激动的潜在研究领域。然而，尽管对“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但是似乎在关于社会经济层面的国家规制模式同环境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之间，仍存在着一条鸿沟。例如，在对待地方和区域发展对环境的威胁方面，主流方法（比如制度经济学）同激进方法（如规制理论）均认为这是环境的外部性，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对于制度经济地理研究者而言，环境问题给企业、工人和地方及地区政府带来了转移成本，而他们又极力将这个成本从本地和地区层面外化到国家层面。然而，很大程度上，理想的环境规制并不是制度经济地理学所需考虑的重点。即使在国家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