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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不可救药”乐观主义者 　　大家从媒体和书中，不断看到的都是任正非的忧患意识。过去20多年，任正非反复讲危机和冬天：著名的《华为的冬天》曾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任正非多次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爱立信”；几个月前，华为在深圳召开国际咨询委员会，一个华为的国际顾问向任正非提出，能否展望一下10年、20年以后的华为，“坟墓”，任正非脱口而出；我们在书中也写道，任正非曾经患焦虑症、忧郁症。 　　我的朋友、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应我所邀为《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作序，题目就是《华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胜利》。这篇序后来没有被我们选用，因为，以我对任正非和华为十多年的了解，华为的成功是一批理想主义者的胜利，他们是世界电信制造业的堂吉诃德。 　　中国改革开放前15年，在企业界，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骑士时代。一批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献身精神、家国情怀，甚至清教徒精神的小人物，走出体制，在刚刚经历浩劫的土地上谱写商业史诗。他们是我们这个缺乏梦想精神和骑士文化国家的商业骑士。 　　比如，牟其中，用中国生产的袜子和轻工业产品，从前苏联换来了飞机，也正是他在企业只有几十万元流动资金时，到处说要投资100亿元，似乎也不带欺骗性，只是觉得想了就一定能做到。 　　柳传志，20多年前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时就提出，要做比肩IBM的企业，后来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 　　刘永好四兄弟，以1000元人民币起家，20年后，所创办的希望集团，成为中国饲料市场的企业帝国，全球仅次于正大集团。 　　张瑞敏，20多年前，在那种体制下敢于把国有企业生产的电冰箱当众砸碎，开始了海尔的全面变革，并最终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家电企业。 　　当然，也有华为。25年前，华为以2万元人民币起家，十几个人创业，没有技术、没有产品，是典型的二道贩子，倒买倒卖交换机。但那时，任正非就提出，“2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他还和员工们说，你们未来要买个阳台大大的房子，因为你将来的钱将用麻袋堆。今天，华为已经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 ??　忧患不等于悲观，悲观主义者更多的是在杞人忧天，尤其对灾难的幻想扩大化，不敢冒险，这种情况在任正非身上几乎看不到。乐观才是任正非个性中的主基调。 　　世博会时，华为一名员工陪同任正非小学和中学同学参观世博会，曾问老任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个同学说，他是一个鼻涕邋遢但成天笑呵呵的人。 　　任正非常说一句话，一个幸福的人第一步就是不抱怨、不回忆；其次，适应环境。人很难做到不抱怨，更难做到不回忆。什么叫不回忆？不对过去的成功沾沾自喜，也不对过去的失败喋喋不休。25年的华为没有公司官方的历史描述，在华为任何地方，看不到关于华为历史的文字或者图片。面对现实，尤其是面对未来，是华为2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组织禀赋。 　　任正非把银子（指股份）分给了接近7万人，自己只留1.4%，战胜自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没有一个宏大的理想，是很难做到的。无需讳言，绝大多数企业家，都以赚钱为目标，唯有少数企业家赚钱不是唯一的目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他根本的目标，他们有比赚钱更宏大的理想。 　　组织领袖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特征，就是具备强大的信念、充沛的激情、坚定的意志力、乐观乃至于天真。这个特征在任正非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可以说，如果任正非不是一个坚定的、甚至“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就不会有华为的今天。华为的文化同样是一种英雄精神主导的文化。 　　当然，理想主义者不等于成功者。我们这个社会有两类人：一类人是无所行动的梦想家，所有梦想都没有执行。比如，俄罗斯文学中一个典型人物阿波罗莫夫，他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每天早晨醒来浮想联翩，但真要行动的时候就不起床，最后一事无成。第二类人既有理想和追求，也愿意行动，但是缺乏有效的战略和一整套战术动作，所以也经常失败。牟其中的宏大理想在柳传志、任正非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为什么牟其中失败了呢？一是缺乏有力的执行团队和战略层面的规划，二是对自身资源的认知缺乏清醒的判断。 　　如果你近距离接触华为高层，包括任正非、董事会成员、中层管理者，甚至普通的华为员工，你始终能够感受到的是激情。他们也有抱怨和牢骚，但是抱怨和牢骚之后，更多的还是想怎么去达成目标。 　　如果用—个词来表达华为成功的奥秘，我认为就是四个字：组织激情。当你有一个宏大梦想时，一定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去实施，完成—个梦想需要一批梦想家、一批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人。任正非显然找到了点燃15万人激情的华为之道，从而把每个人的个人意志转化成了组织意志。梦想带来激情，激情推动梦想的实现，这是华为非常突出的—个特征。 　　德鲁克说，过去100年，管理学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把非知识劳动者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