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池“捉蒋”背后历史.docVIP

华清池“捉蒋”背后历史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骊山脚下的枪声，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帷幕。今天，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者是东北军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张学良将军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一营和卫队二营。我父亲王玉瓒当时是卫队一营上校营长。事变前，奉命在临潼华清池头道门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受张学良将军指派，率兵参与了华清池“捉蒋”这一重要任务。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们所仅知的“捉蒋”者却是参与“捉蒋”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他在接受英国记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的采访时，歪曲了“捉蒋”过程中的一些事实真相。此后多年，在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访谈中，我父亲王玉瓒始终未被提起过。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共中央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以往的历史问题，拨乱反正，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父亲深受鼓舞，于1978年直接上书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由张学良召集的仅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父亲曾当面聆听过周恩来的讲话，并与随之同行的叶剑英有一面之交）。叶委员长见信后，十分重视，遂指示辽宁省委尽快组织人员查清事实真相。负责调查的中共抚顺市委统战部的两位外调员，不辞劳苦，日夜兼程，历时三个半月，行程8700多公里，查证了20多个线索之后，该部杜部长和李主任于1979年10月，在致父亲的公函中写道：“为你如实地反映历史情况并得到客观证实的忠实态度而钦佩。现在可以告慰你：你的西安事件和云南起义均已落实，不久即可做出历史结论。至此，多年的不白之枉完全得洗，我们为你祝贺。”继而对父亲的政治生涯做出了“爱国”、“正义”、“有功”的历史结论。 　　此前，为了让党组织查证自己过去的历史，年逾八旬的老父，想请当年西安事变时，也参与了“捉蒋”的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参事室参事）对自己的“捉蒋”史实作证。为此，1979年3月10日，他给孙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挂号信。信中写道：“幸于近日解放日报看到你的文章《看“西安事变” 忆西安事变》，知你健在人间，并在上海任职。”接着，父亲详细地介绍了与孙自西安分手后自己的情况：“我一直是靠薪俸维持全家生活。张副司令奖给我的5000块钱，你是知道的，现已消费殆尽。我现已八旬有余，丧失劳动力，只能依靠子女生活……”垂暮之年的父亲，在自己的“历史问题”尚未被组织上搞清楚的情况下，给自己当年的同事、一位已为众人所知的参与捉蒋者，写这样的求证信，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主动向组织提供证人，期望组织上尽快查清自己的历史，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然而，一个半月过去了，父亲的信宛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好再致孙一信：“我曾于3月10日寄你一信，想早已收到了吧！该信是挂号邮出的，至今月余而未见退回，希望你百忙中复我一信，谈谈别后情况，是为至盼！”并说：“我打算7月中去上海看望你，我在上海有食宿处，方便得很，呆上一两个月不成问题。”父亲还婉转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最近有人问我，你既是西安事变华清池同孙铭九共同‘捉蒋’的卫队第一营营长，何以他的文章《看“西安事变” 忆西安事变》中未提你一句呀？我笑着答复说，这个‘未提’是必然的，我是能够理解的。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不便加个名字的，正确地说，为了免去麻烦，是不敢提出名字的，即使孙同志提出我来，而采访的记者对于不知底细之人，也不会记录的，这是常识，可以理解，不须惊讶！” 　　或许是后面的这段话起了作用，第二封信寄出仅仅几天，孙铭九便给我父亲回了一信，称：“你的两封信，我均收到了，真是喜悦地知道你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我感谢你热情对我的关怀之情！我也同样地时刻在想念着你的情况呢……看你的精力比我强，我有点高血压引起的心脏不甚好……” 　　面对孙铭九的回信，父亲一方面为了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免除孙铭九将来被动，又给他写了第三封信，并如实相告：“我已致信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承蒙叶委员长关怀，把我的信批复抚顺市委统战部给予处理，抚顺正在研究处理之际。有关你‘捉蒋’的两篇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了，抚顺看报后认为：文章中未曾提出我的名字，发生了疑问，让我提出见证人后，他们才能进行考虑。我当时解释说，我和孙铭九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43年之久未曾谋面。他不知道我在哪儿？做什么工作？是在大陆，还是跑到国外去了？这种重大政治事件中对于将近半个世纪不知其所作所为的人，是不便提出姓名的。统战部问我：‘你能让孙铭九为你作证吗？’我说：‘太可能了！’” 　　当时在孙铭九发表的所有“捉蒋”文章中，从未提到“王玉瓒”三个字。不仅如此，因他在文中，把家父任营长的卫队第一营与他为营长的卫队第二营统称为“卫队营”，从而给不知实情的人们造成了错觉，即他是唯一的卫队营长。在这种情况下，让孙铭九为我父亲作证，等于让他亲口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