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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气候政治变化机制 　　【内容提要】应对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参与，新兴大国印度的气候政治变化呈现复杂性和动态性，其长期的保守立场逐步转向灵活。双层互动产生于政治系统与其总体环境之间，即通过内外环境向系统施压以促其变化的进程。印度的气候政治系统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干扰，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对双层互动的压力予以回应，从而获取相应的政治支持。 　　【关键词】双层互动 印度 气候政治 变化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因其长期性、非确定性和公共（产品）问题属性，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诚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全球变暖是目前最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仅因其潜在而可怕的长期威胁，而且由于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得激励……”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及国内政治中，所谓的“吉登斯悖论”几乎无所不在，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同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气候政治也带有某种自反性（reflexivity），即理性在运用反思能力的同时遭到自我抗拒与反驳，出现了确定性之外的意外后果。因此，气候政治既反映了一种全球风险，又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和全球气候治理动向，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气候政治研究中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主角之一，全面分析印度在气候政治当中的国家行为，对理解国际气候政治乃至全球环境治理有着较好的启迪。 　　国内已开始重视有关印度的气候政治研究，主要分析如：考虑基本国情，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脆弱性和大国责任感是印度采取应对行动的动因所在，而贫困和有限资源等则是关键制约因素；从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人手，寻找印度坚持强硬态度的根源；认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独特理解和看法在于满足能源需求、实现经济崛起、获得资金和技术、提升国际地位等；国际规范的演进影响国家行为，国际气候治理规范传人印度，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使得印度的气候谈判立场有所调整。 　??国外学界的相关认识则较为倚重理论分析传统，如从全球政治的权力转移进行考察，逐渐认可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更为突出、更有活力、更加重要；气候政治自哥本哈根谈判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基础四国开始掀起权力转移的浪潮，似乎大有迫使欧洲淡出气候谈判的中心舞台之势，并让美国在今非昔比的制度谈判背景中疲于招架。然而，由于仍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强化，以及崛起国仍摆脱不了源于旧世界之社会发展模式和地缘政治束缚等，提出印度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打破南北关系历史格局，仍是很难有较强说服力的；还有学者考虑到印度在国际谈判中日益受到孤立的现实，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大国责任感，解释印度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认为最好的理论在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讨论气候政策对印度整体外交地位的影响。 　　上述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我们认识印度气候政治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并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气候政治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特征，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政治互动进程也相应呈现出复杂性和动态性。同时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对其气候政治变化的分析需要系统性研究，以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政治“输入”与“输出”动态。本文尝试结合理论演绎与历史分析法，主要考察印度气候政治中的双层互动，以探讨其中的政治变化机制。 　　二、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分析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时，本文不打算沿袭已有相关研究所青睐的国内政治或国际体系论式的单一层次分析法，而转向对双层互动博弈理论的部分借鉴，以期做出可能的较为系统性的解释。 　　（一）理论综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与相互依存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两大发展动力。在如此动态转变中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赖”，针对管控国际议题的机制如何变化，提出了因果模式：经济模式、基于总体权力结构的模式、基于问题领域内权力分配的模式、国际组织模式。显然，“全球化”使得世界在气候变化、金融市场等特定问题或世界某些地区（如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复合相互依赖。其中，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其他国家的气候产生了代价效应。进一步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以及相关谈判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的全球主义是多维的，既包含相互依赖关系网络，也包含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 　　1978年，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提出“倒置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