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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县将来 　　地级市的数目在15个以下、县的数目在100个左右且面积较小的省，可以先行改革试点，全面推进省管县，最终虚化地级市这一层级。 　　前不久，浙江省湖州市要将长兴县变成湖州市的一个区，遭到长兴县反对，媒体报道称多名干部上书县委，县里多部门也联合反对。于是，湖州市决定暂停“撤县建区”计划，并派出调研组去倾听民意。 　　长兴县在全国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它的经济比较发达，位列全国百强县。特别是在城乡统筹方面搞得比较好，是浙江省城乡统筹的样板县，是以往多篇论文的案例县。为什么撤县建区不像过去那样平静，而会掀起波澜？城镇化过程中，这类县的体制将有怎样的变化？ 　　撤县建区的原因 　　中国的城市不是自治，属于上级市管下级市、地级市管县的结构。 　　撤县建区的发起者一般是地级市，这样做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扩大城市面积，做大中心城市、中心城区。从主体上说，撤县建区反映了一些地级甚至更高级别城市的冲动；从现象上说，撤县建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一部分。 　　回顾一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就掀起过一股股撤县建区、撤市设区的热潮。后来，撤县建区、撤市设区一直没有停歇。一些城市就是通过撤县建区、撤市设区来做大的。例如，浙江省的杭州市1992年市辖区面积为430平方公里，2002年扩大到3607平方公里，增加了7倍，城市人口由109万增加到222万，增加了1倍。1992年至2002年这十年，整个浙江省市辖区数量由20个增加到33个，主要靠撤县建区。 　　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1997年到2005年是我国撤县建区比较活跃的时期。其间，市辖区的数量从727个增加到852个；同期我国县级市却从442个减少到374个，县从1693个减少到1636个。 　　以往的多起撤县建区，看起来都比较平静，有几个原因。 　　首先，撤县建区往往是地级或以上城市对下辖县所作的决定，由于中国存在着市管县制度，县长要归市长管，因此县里从行政服从的角度考虑，没有胆量提出异议。 　　其次，大规模的县域城镇化来临较晚，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县的体制如何变化，各地没有充足的经验借鉴、成熟的理论和丰富的案例，所以，县里没有能力提出明确的、系统的反对意见。 　　此外，在有的地方，撤县建区可能对县域发展的某些方面也有利处。比如一些紧邻大城市的县，本来在地理上就与城区连成一体，已演化为城市的一个功能片区，撤县建区后可能有利于该县融入城市，以城市为重点加快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县里没有必要反对撤县建区。 　　2002年宁波鄞县撤县建区就是这种情况。鄞县最后一任书记、也是鄞州区第一任书记程刚在其主编的《中国撤县建区的新探索：宁波鄞州模式实证研究（2002—2012）》中，提到撤县建区的“鄞州模式”，是指以中心城区的扩张为契面，以县域政区变为市域城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为手段，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根本，以城市政府充分放权和区级政府全力支持城市拓展为重点，实现以新型城市化为导向的市和区共建、共享、共赢、共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其本质是市和区共赢、共富、共同发展。 　　风波并不偶然 　　2005年以后，撤县建区受到限制。2011年以后，撤县建区又受到各地重视，撤县建区浪潮再起。长兴县这次撤县建区激起了较强风波，其他地方撤县建区也有类似情况。风波的实质在于，当前城镇化发展迅速，县域城镇化面临的内外环境、县市力量对比、公众参与的状况，与以前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 　　有的县觉得，撤县建区后县的独立性有所减弱。站在县的角度，撤县建区主要影响县的独立性、工作重点等。区的独立性弱，自主性弱，而县的独立性强、自主性强。区的工作重点以城市为主，兼顾农村。县以农村为重点，兼顾城市。在城建、规划、土地管理等方面，区里的工作由地级市统一安排进行，而县则相对独立操作。 　　有的大县、强县在过去的发展中，充分利用城乡两种资源，发展出独特的产业竞争力，它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较为健康、协调。这些县希望继续保持独立性，发挥自主性，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县的体制。 　　笔者曾为几个全国百强县制定过发展战略。说到城镇化过程中的体制改革，当地干部群众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能够撤县设市当然最好，实在不行就仍然保留县的体制，最不愿意的就是撤县建区。他们也是从维护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权等因素上作如此考虑的。 　　即便是地级或以上城市进行撤县建区的方案设计相对合理，有的县仍然不会平静接受。这往往是因为撤县建区只有实体内容的设计，而没有撤县建区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程序设计。 　　撤县建区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行政体制的改革，但它在实质上影响到人们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变化。人们关心撤县建区，或者说抵触那种不明不白的撤县建区，实际上是考虑到做市民、“区民”、“县民”不同的利益问题，比如土地问题、社保问题、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