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制国会选举“机械性因素”.docVIP

多数制国会选举“机械性因素” 　　2013年5月5日，马来西亚举行第13届下议院大选，执政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简称“国阵”）赢得全部222个席位中的133席，获得本次选举的胜利，但得票率仅为48.6%；而由主要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People Alliance简称“民联”）赢得89席，但得票率却高达51.4%。民联比国阵的得票率高了2.8%，结果却是国阵继续执政。获得更多选票的政党却无法赢得更多的国会席位，如此不公正和离奇的选举结果，引起了马来西亚反对阵营的强烈不满。反对党的支持群众在选后就立刻展开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指责执政党操纵选举并有选举舞弊行为。民联还据此展开选举诉讼，要求马来西亚选举法庭宣布本次选举无效。然而，与反对阵营的诉求相反，这种结果的最终产生，与执政党的选举舞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由马来西亚国会采用的多数制（Plurality Voting System）的选举制度的“机械性因素”（mechanic effect）造成的。 　　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就沿袭其殖民母国英国的国会选举制度，下议院222个席位全部由小选区比较多数决制（Plurality with Single-Member-District System，Plurality-SMD）产生，无一例外。马来西亚全国被划分为222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个应选名额，得票最多者即可当选，而不问其得票是否过半。英国下议院在历史上首先将该选制应用于国会选举，自1265年国王亨利三世下令每个郡选出两名骑士，主要城镇选出两名市民进入议会开始，英国国会就一直沿用这种制度。近代以来，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该制又被移植到各殖民地的议会选举。在各殖民地独立之后，也大都沿袭该制作为新国家的国会选举制度，美国参众两院、印度人民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会两院等英联邦国家的国会，都正在或曾经使用过该选制。小选区比较多数决制又是多数制中最典型的类型，也是公认的最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党的选制类型，因此采用该选制的国家，大多都是两党制或一党优位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研究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相互关系而闻名于世的法国社会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首先提出多数制会产生“机械性因素”：多数制下各政党的得票率与议席率会不成比例，多数制会使大???超额代表（over-representation），使小党缺额代表（under- representation）。也即某个政党的得票率达到一定比率后，它的议席率就会远远高于它的得票率；相反，如果某个政党的得票率达不到一定比率，那么它的议席率又将会远远低于它的得票率。如英国2001年议会下院选举：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分别是33%、42%和19%，但三个政党在下院的议席率却是26%、64%和8%。三党得票率与议席率之间的落差为-7%、+22%和-11%。也正是在“机械性因素”的驱使之下，选民才会产生不愿意让自己的选票成为废票的心理，进而舍弃当选无望的小党，转投有希望当选的大党，而这也就是多数制更有利于大党的关键所在。 　　多数制的“机械性因素”常常会造成“人为的多数”，即在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获得过半数选票的情况下，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却最终能够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从而在制度的机械效应之下，产生一种人为的过半多数。如2009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见表一），民主党在众议院多数制选区的得票率仅为47.2%，却一举囊括了73.7%的议席，民主党也正是依靠在多数制选区的大胜，才最终获得众议院的过半多数，将自民党拉下马，实现了政党轮替。而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多数制的“机械性因素”还会导致如本次马来西亚国会大选那样极端的例子，即得票率高的政党的议席率反而低于得票率低的政党，政党的得票率与议席率严重失衡。英国在二战后的历次国会大选中，就屡屡产生这种极端的例子。如1951年的英国下议院选举，保守党得票率为47.9%，工党的得票率为48.8%，但两党所获的议席数却分别是321席和295席，保守党的得票率比工党少了0.9%，议席数却多了26席。与之相类似的是美国总统大选。除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州之外，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制（Electoral College）也实行比较多数决制，候选人在某州只要获得最多的选民票，就可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因此美国总统大选也常常会产生“赢得选民票却输掉大选”的情况。如2000年的总统大选，民主党的戈尔获得48.33%的选民票，多于共和党小布什47.88%的得票率，但双方的选举人票却是266对271，比小布什多得44万多张选民票的戈尔反而成了最后的输家。 　　表一：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多数制选区各党得票与议席情况表 　　（摘自日本总务省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so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