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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大数据时代对国际传播意义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信息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已经从地下铺设转向高速无线互联网；移动互联已经逐步进入3G、4G甚至5G时代。呈现出移动性不断优化、即时性向更广大范围延伸、通信打破行业阈限在多元媒介形式落地的特征。总体来看，新媒体时代围绕移动、即时、通信三大维度正在演绎新媒体终端创新、产业维新、理念更新的新故事。 　　在这样的故事中，现在比较喧嚣的就是“大数据”。什么是大数据，已经有诸多的论述，总体上来看大同小异。涉及到大数据对不同领域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大数据及其在国际传播中的意义，似需逐步理清如下几个线索。 　　第一，计算方式革命奠定了大数据的时代意义 　　大数据的发展，是信息高速公路硬件铺设后，在信息流量的增加、信息积累方式的多元、数据存储和分析技术的突破、用户数量的飞跃等因素推动下，对于数据认识和数据挖掘上的革命性突破。 　　简而言之，大数据实现了两种计算方式上的革命： 　　首先是精确计算。一个充分利用信息传播新兴终端的主体，即充分享受了移动、即时、通信的终端服务的主体，其个人信息将被全息记载，精确计算。比如一个普通人，在大数据时代享受的便利包括，使用google等搜索引擎，可以快捷地享受到信息广泛和瞬间的汇总——但个人的IP地址以及搜索关键词、搜索习惯所有痕迹被记录在案；医疗健康信息历史和当下的储存、比照以及血压安全阈值的监测；个人消费数据和投资的检测分析等。 　　其次，模糊计算。个人在享受大数据提供的信息超值服务的同时，也将自我的信息分享出去，在“个体（individual）”的对面，还有一个利益集团的狼群，在不断搜集“群”、“众”一类的信息，并将他们通过大数据的模糊计算，不断通过对个人精确信息的获取而将这些模糊信息精确化个人被算计而不知。 　　这个用户和“对面”的用户，既是“个体”、“主体”或者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公司、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一个国家。 　　第二，社会控制手段“质”的飞跃凸显了大数据的政治意义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理广为人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大数据将这个道理最终落到了实处。大数据提醒我们，“社会控制”在信息时代的价值内涵，已经不再是虚拟的，而是通过采集和分析每个主体的个人信息，实现最优化的、不同层面的利益最大化和社会控制。有这样一则大数据在美国政治传播领域的调查案例结果引人思考。 　　2012年4月23日到5月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伯格传播学院迈克尔·德利·卡皮尼（Michael X，Delli Carpini）教授和约瑟夫·特罗（Joseph Turow）教授带领两位博士生Nora Draper和Rowan Howard-Williams进行了一项有关大数据政治传播方面的研究。由研究人员设计了20分钟的调查问卷，普林斯顿国际调查研究机构（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International）抽取了有代表性的美国成人网民1503个样本进行电话访谈（包括座机和手机），就大数据时代概念运用于政治选举时，选民对定制性的政治推广的看法进行了调查。 　　2012年7月2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占很大比重的美国人绝对反对（dead-set against）针对他们个人量身定制的政治广告（tailored political advertising）尤其是当时在即将到来的2012大选中类似的活动在前所未有地上升的背景下。实际上，很多美国人非常不喜欢量身定制的政治广告，他们表示，如果发现自己打算投票的目标候选人卷入类似行为的话，他们的支持率会大大降低。更详细的数据包括：86%的人说，他们不欢迎“根据个人兴趣量身定制的政治广告”。这个数据远远高于那些拒绝“量身定制型传播”（tailored communication）形式人群的比例（61%）、“量身定制的新闻（news thatis tailored to your interests）”（56%），“量身定制的折扣（discounts that are tailored to your interests）”（46%）。 　　64%的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获悉他们倾向投票的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购买他们（选民）的上网行踪（onlineactivities）以及他们邻居的在线行踪等数据，并依此向他们推送不同类型的政治信息的话（这些行为在2012年的大选中已经很普遍），37%的人说会大大降低他们的支持率，27%的人说无论如何也会降低他们的支持率。 　　70%的成年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获悉他们倾向投票的候选组织在竞选过程中运用脸谱网（Facebook）向他们的链接朋友发送包含朋友的文件照片以及表示支持候选人的“声称”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