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更满意收入”记忆.docVIP

对“更满意收入”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更满意的收入”，勾起我对过去岁月的回忆。1984年，我从北师大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开始赚工资。现在实在想不起来当年每月挣多少钱。去百度搜了几条：80年代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为58元；直到1988年，也就50多元；80年代的平均工资为早期50元，中期100元，后期150元。那时是“大锅饭”体制，贫富差小，周边家有闲钱的人，掰着手指头数也就一两个。传说那些财富有的是祖上存下的，有的是“文革”后平反退还的。除了金条、袁大头能让人两眼放光，至于字画、瓷器、黄花梨、翡翠什么的，没觉得是值钱玩意儿。不得不佩服30年后能靠这些暴富的人，说白了第一是爱好，第二是眼力，第三是梦想，第四是定力，最后还有运气。 　　在北京社科院工作的头几年，工资除了贴补父母家用外，自己能留下的实在有限。好在没有应酬，除了买书，再也想不出其他开支了。后来，不知不觉和同办公室的董秉山兄说起钱，哥儿俩总在研究什么生意能发一笔横财，并讨论如果发了是用麻袋还是帆布包装钱。闹心，直到单位一个管后勤的小头，因为贪污受贿几千元，被判了两三年，我们才平静下来。但又重新算计那点稳当的收入，想着啥时候能加薪。工作七八年后，工资加到100元出点头，幸福感已经超强。 　　回想北京社科院给我的财富，最后都从物质转化成精神了，直到今天仍然很受用。长于研究经济学的处长上进，曾经的《北京日报》优秀记者，已病故多年，他安排我去甘肃敦煌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年会。原本3天的会，我出走了20多天，从兰州、武威、酒泉、嘉峪关，到敦煌。从敦煌过当金山到柴达木、格尔木，我站在火车站犹豫，是坐长途车进藏去拉萨还是回头。最后，坐火车去了西宁，接着又到了西安。一路住旅馆，睡觉前必须拿桌椅把门顶上；一路以吃面食为乐，几乎吃遍了各种风味的拉面。回来后，领导没问咱一路都干什么了，没二话就把差旅费全报了。好人啊！ 　　戚本超处长也是研究经济的，现在已经从副院长的任上退休。他安排我陪马玉田副院长去西南的成都、重庆，回来走三峡、武汉。成都除了夫妻肺片等小吃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文君酒。四川社科院刘茂才院长盛情招待，吃不完的酒被我顺走，后来在三峡轮船上与老领导对着江风夜饮，甚是痛快。马院长后来去市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再后来到市文联当领导。我从福州转了一圈，托他老人家的福，以人才引进来到文联的《北京纪事》当编辑。 　　离开北京市社科院这个“象牙塔”，是脱离“乌托邦”思想的开始。西北和西南之行，让我看到了更穷的，同时也知道有人开始致富。如今，因文而富的极品当数阎崇年先生，曾经一天揣着两个馒头在图书馆研究清史的他，始终在社科院。可在近十几年，他以讲讲清朝那点事儿而得名又得利，以80岁高龄保持超稳定的高收入，一帮后生只能望其项背。而我们这些离开的同龄人，文学所的张东明因为去美国，把单位分的房交了，不知后来怎样。社科所的王建国去了日本，大约在濑户内海的船上打鱼兼读书好多年，如今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喻冰是哪个所的忘了，他去的公司很是了得，兰德，倒卖苏联的大飞机起家，大老板后来犯事进大牢。 　　1991年，我去了福州其实还生活在北京——福州驻京办。当年，地市级驻京办是新生事物，特别是东南沿海，乘着改革的春风有了活力。在驻京办最直接的好处是工资之外有补贴，吃饭几乎不花钱。终于可以成家立业，把一生中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事搞定——娶到好老婆。又得贵人相助，把老婆弄到“一个战壕”工作。个人有个“守旧”的体会：稳定的收入意味着你要塌下心去工作，可无论做什么，家庭的稳定是最重要的。能成大事，你可以疯狂去；不能，“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好生活。在驻京办3年，得到三任领导点拨。可一大批老乡开始进京卖茶叶、香菇及海产品、木材、瓷砖，20年后几乎全发家致富，在北京有房有车有户口。有个在方庄小区经营“闽宋公香辣蟹”的好友，两口子勤劳又有好人缘，保持超稳定的高收入，已经开始准备把孩子送出国读高中。 　　1994年，我离开福州驻京办到市文联的《北京纪事》。在陈世崇老师的领导下，思想解放，有经营，小日子过得不错。个人受益最大的是从中文系毕业10年后，开始写一些跟文学贴边的东西。换句话说，陈老教会了我谋篇炼句。当然，稳定的收入也很重要，社里挣钱机制灵活，我把刊物推销到北京图书馆的书店。为了吸引上级领导的眼球，想办法把刊物摆放在市委常委开会的地方。 　　在杂志社做记者采访，先后认识了两位身份有点特殊的企业家。一位是来自台湾在北京从事女性内衣业的王文宗先生。他当时的公司在北京方庄小区一所幼儿园的小二层楼，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是他和另外一个老板的住处。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王先生信佛，居室就是佛堂。但楼下却贴满了各色美女身着内衣的性感图片，并有一群从事营销的年轻女孩。我老觉得不靠谱，为了社里的广告收入，我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