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通俗化”典范抗战时期《老百姓》报.docVIP

报纸“通俗化”典范抗战时期《老百姓》报 　　摘要：“七七事变”后，为了发动西部落后省区广大农民参加抗战，西安的一份民间报纸——《老百姓》报（1937-1940）提出“以老百姓的语言，讲老百姓要说的话”这一办报理念。它大胆尝试从内容、形式到联系群众的各种“通俗化”手段，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不仅后来延安《边区群众报》受之影响、它也带动了一批报纸走向“通俗化”，在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方面取得极佳的传播效果。《老百姓》报是现代中国报纸“通俗化”的一个典范。 　　关键词：《老百姓》；民众动员；报纸；“通俗化”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曹晶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北京100012 　　在中国报业史上，《老百姓》报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至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曾攀上这样的高度”。在抗战期间全国上千种报纸中，该报是唯一发行万份以上、遍布13个省、并有海外用户的大众化通俗报纸。194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的《新闻学季刊》，曾特别提到这份报纸：“内容文字皆十分通俗，直接深入民间，影响不小！” 　　一、创办宗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战”、“救亡”成为全国主旋律。随着南京、武汉的相继失守，与日军占领区仅一河之隔的陕西西安，遂成了“后方的前线”一一如何动员西部广大农民起来抗战？国共两党均十分关注。①然而长期闭塞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经济，使西部农民普遍挣扎在贫困线之下，其头脑中的国家民族观念十分匮乏。国民政府尽管办了大批报刊，但真正能深入下层、农村的却寥寥无几——“自从一抗战，四处是喊声，教育老百姓，硬是第一宗！但是睁眼看，很少有人行，多少书和报，都是硬生生，真正老百姓，完全看不明。”——面对此种情形，陕西西安以李敷仁为首的西安几位中学教员，遂决定办一张“专给老百姓看”的报纸：“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自己的事”；“把抗战的大事、政府的法令，具体简单地告诉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疾苦，也秉笔直书地写出来，使政府能经常地‘洞悉民隐’。”1937年11月12日，《老百姓》报诞生了，没想到刚出笼就受到欢迎，有人说：“哈哈，还有人为老百姓办报哩？” 　　翻开第一期《老百姓》，报头旁印着两行标语：“和鬼子作战，一定要十分的注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运用民众配合正规军作战，是我们抗战救国的根本方式”；“识字的人，请念本刊文字给不识字的人听，并请讨论本刊所提的各种问题”。——这两行标语，是“李敷仁们”办报的初衷：用报纸来启发、教育民众；用受到教育的民众来组织、动员更多老百姓来参加抗战。 　　初期《老百姓》有三条“宗旨”：第一，拥护领袖，服从政府，抗战到底；第二，先替老百姓说话，也叫老百姓自己说话；第三，宣传改良农村生活，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军民合作，肃清汉奸。“拥护政府”，是表示报纸服从于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替老百姓说话”是指报纸内容致力于反映民众疾苦；而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则需要从农民生活出发，为其解决思想问题、指明方向。于是初期报纸内容定为：“时事分析”、“政治常识”、“老百姓生活素描”、“杂货摊”、“各县通讯”等。而为了报纸能让普通百姓看懂、爱看，李敷仁提出这样的编辑方针：“标题”要扼要、通俗，有吸引力；“文字”要简明、具体，活泼有实际，轻松有主张，要在千字以内；用语要通俗、“显火”，多来一点有韵的东西——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通俗化方针”十分正确，它让《老百姓》在短期内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在没有代销处、发行网的情况下，该报创刊不到三个月，在陕、豫、晋的销量就已达1500份，1938年4月增加至6000份，到一周年时，已发行至10000份了！（这个数字在抗战时期很少见）。当时的《文化日报》载了一篇《蓬勃气象的蒲城》：“西安出的《老百姓》在乡下销路很好，一般农民即使不识字的，都很留心它；常常在报纸刚一寄到的时候，就被抢着拿走了。”对此，李敷仁认为，“除了文字的通俗，最重要的恐怕是内容合于农民的需要罢！” 　　二、民众疾苦、抗战与民主——《老百姓》的内容 　　（一）地方通讯——为老百姓发言 　　《老百姓》报一诞生，就以“说老实话”，替老百姓发言而自命。这突出体现在该报“地方通讯”中。例如1938年10月10日《咸阳通信》刊载了一条《全凭挖战壕派壮丁吃黑食》，披露咸阳某乡的联保主任，趁着县政府以工代赈之机克扣公粮，此事引起民众强烈反响。当时，陕西各乡镇，官吏腐败、欺诈乡民的事处处皆有，《老百姓》就毫不留情予以披露；笔锋犀利、一针见血：形容贪官污吏时用“瞎瞎联保主任”、“贼保长”；骂旧社会腐朽黑暗时标题是“天下老鸦一班黑”；说地痞流氓是“深鼻子大眼窝”、“大嘴老鸦”等。值得注意的，该报还能够把“肃清吏治、乡村民主”，与“抗战建国”的目标结合起来：“常听乡间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