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有效衔接.docVIP

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有效衔接 　　一、事件回放 　　2008年10月1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以内部（改革完成前）文件的形式向下印发了《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穂府[2008]39号）的红头文件，“偷偷摸摸”地将广州城市建设，包括交通、水务、地铁、燃气、垃圾处理等诸项目特许给了几大集团经营。2009年9月10日，该文的名称与文号在一则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建设中心项目的环评公告上首次被提及，引起关注。此后，一些人通过申请信息公开等多种途径，多次查询该文未果。广州市政府门户网站上的“信息公开”一栏里，38号、40号文均能找到，惟独缺少涉及民生多方面本应主动公开的39号文。2010年12月27日，随着市物价局同意海心沙公园收费，神秘的39号文进一步引发社会关注。2011年5月18日，市政府首次对39号文做出正式回应，在新闻通稿中给予39号文正面评价，但未提及是否公开。2012年1月1日，省政协委员孟浩开始蓄须明志，呼吁公开39号文，并表示“不公开就不剃胡子”。律师朱永平向市政府申请公开39号文未果，于2013年1月17日向广州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状，指广州市政府行为涉嫌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撤销拒绝信息公开决定书，公开39号文。时隔4年后的2013年3月29日，在社会多方坚持与不懈努力下，广州市政府网站挂出39号文。次日，一直致力于推动此事的省政协委员孟浩兑现诺言，在记者见证下，来到海心沙公园门前，将留了455天、长达16厘米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所谓的“神秘的39号文”事件。 　　显然，“神秘的39号文”事件所反映的是政府信息公开事项，但2008年形成的39号文，到了2013年早已归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档案。所以，这同时又是一起典型的事关档案开放的事件。现实工作中，如何将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有效衔接，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问题分析 　　（一）责任主体 　　39号文事件中，无论是律师申请信息公开，还是政协委员的蓄须明志，所指向的都是39号文的形成机关——广州市人民政府。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广州市人民政府作为形成39号文的机关，负有公开39号文的法定义务，是这一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从档案管理的角度来说，39号文从它归档变成档案之后，对它的实体管理与开放利用，更是档案部门的法定职责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档案部门理应也必须是其责任主体。如果说，形成政府信息的机关，是该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责任主体的话，那么，只要政府信息变成了档案，管理这一政府信息的档案部门，就是事实上的第二责任主体，或称之为延伸责任主体。问题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是规定：“应当在国家档案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而并没明确档案部门政府信息公开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这两个责任主体，从时空上来说，责任的转移与分工，较易理顺。但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一旦交会在一起，具体的衔接却往往出现诸多困惑。 　　（二）保密审查与开放鉴定 　　从流程上来说，政府信息能不能公开，档案能不能开放提供利用，均需经过一个机制，前者叫保密审查，后者叫开放鉴定。在设计与日常运行中，这两个机制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当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交会融为一体时，它们两者必然会发生碰撞，必然会涉及到一个衔接与协调的问题。其实，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也好，档案的开放鉴定也罢，都是以国家的《保密法》等法律规范为基本依据，在操作层面上，其程序与方法也大致差不了多少。然而一旦衔接的时候，就会出现困难与尴尬。拿39号文来说，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归属广州市政府，似乎完全可以与档案部门无关。如果从档案关口来申请39号文的开放利用，档案的开放鉴定和审批利用，不仅事关档案部门，更离不开文件的形成机关。仅一个39号文的保密标识“内部（改革完成前）”，让档案部门独自把握，根本就无从下手。所以说，没有一个有效的衔接与沟通，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是很难真正落实的。 　　（三）关联度 　　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一样，但档案部门作为统一掌管归档后的政府信息的法定机构，对其负有开放利用的使命。因此，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然而，39号文事件却让人难以感受到这种联系，不仅媒体鲜有把它与档案开放联系在一起，而且事实上也难以见到档案部门的反应。现实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的联系，更多停留在一种表面与形式上。通常的做法是，政府机关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报送给档案馆，提供社会查阅；政府信息公开与本单位的档案部门，也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沟通；档案馆面对政府信息公开，也往往局限于设立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这一职能的简单增加，深层次去思考两者的关联不足。 　　（四）客体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