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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德国法对中国法制改革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了在清末法制改革过程中，中国对大陆法系的德国法的继受，而这种继受是通过直接向德国学习和通过日本为中介向德国学习两个途径实现的，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对清末中国法制改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此后中国的法制始终遵循着大陆法系的模式而发展。 　　【关 键 词】德国法 中国法制 改革 　　一、清末中国法制改革的大致过程和思想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面临西方法律文化的强大冲击，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和司法体制在强大的西方法文化的压力下被迫转型，从而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这一变迁始于清末。1902年清廷颁布上谕，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并设立修订法律馆，其法制改革分为阶段：第一阶段为1902年至1906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删除旧律，制订了《大清现行刑律》，同时对旧的法律体系作了调整；第二阶段从1906年至1911年，这一阶段的法律改制取得了较大成果，相继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公司律》、《商人通则》、《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的法律。 　　清末法制改革的立法成果有：第一，修订法律馆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并于1905年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1910年颁行了《大清新刑律草案》。第二，1911年制订颁行了《大清民律草案》，当时民律草案的编纂是在“遴选馆员分赴各省采访民俗习惯，再依据调查情况参照各国之成例，斟酌各省报告之表”的情形下完成，成为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第三，1906年在沈家本主持下，制订并完成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并奏请试行。第四，1911年在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的协助下，修订法律馆制订了《大清刑事诉讼律》。第五，1907年9月修订法律馆编成了《法院编制法》并于1910年2月7日正式颁布。第六，1908年根据《钦定宪法大纲》制订了《钦定行政纲目》，至此，清末法制改革逐步奠定了“六法”体系，这标志着中华法系的解体，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 　　考察当时法制改革的思想背景，可以发现清政府当时进行法制改革是被动的，是很不情愿的。但在天朝大国地位???到西方列强的武力威慑之时，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改革策略。在当时，无论是商界、官界、还是学术界都认为，随着对外通商和国内贸易的日益兴起，原有旧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改革法制势在必行。基本方法则是派出使臣往西方各国学习法律，在此基础上斟酌选择各国法律，细心考订草拟。应该说明的是，此次修律的实际负责人沈家本对整个修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他在推行改革求取进化过程中，明确反对将人们分为守旧和图新两派，他指出：“旧有旧之是，新有新之是。究其真是，何旧何新？守旧者思以学济天下之变，非得真是，变安能汲也？图新者思以学定天下之局，非得其是，局莫可定也。世运推演，其是必出，倾轧者方将融化也”。[1]他始终关注西方法制，如今已过百年，但其主持修律的法律思想至今尚未过时。 　　二、中国法制改革继受德国法的途径 　　中国法制改革继受德国法主要有两条途径：即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前者是指直接从德国翻译引进德国法，后者则指通过日本翻译引进德国法。 　　首先，直接途径是翻译德国的法学著作及德国法典。若要继受外国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为必要，这方面日本已有先例。沈家本曾指出：“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中国也效仿日本，编译德国法典、法学著作的数量不断增多，以沈家本两次统计的数字为例。光绪31年3月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馆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对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共12种，其中日本占8种，为最多，德国占2种，为次之。俄罗斯、法国各1种。光绪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国办理折》里，对已出版和正在翻译的法学著作又做了一次统计，共为31种。其中，日本占12种，德国占4种。其他国家数量均不及日德。宣统元年（1909年）沈家本再次对自光绪33年法律馆已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学书籍作了一次新的统计，共有43种。其中，日德仍占优势，有13种，德国还是第二，占8种。总观已翻译的德国法律，门类已十分俱全，涵盖了民法、刑法、海商法、破产法、国籍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些重要部门法。至此，德国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次，中国对德国法继受的另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日本法来实现的。如翻译和出版日本的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来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人员去日本学习法律，中国是把学日本法作为学习和引进“欧法”的一个中介，而“欧法”中又以德国法为主。而这其中的原因是，两国风俗相近，语言相似。中国人可以在日本找到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