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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对黔西北铅锌开发 　　今天的黔西北尽管发展迅猛，但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仍然无足轻重。很难有人会想到，这片崇山峻岭连绵起伏的地方，在清代曾经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王朝的军事装备。远在北京日理万机的皇帝，时时将这块土地纳入他的战略考量之中，经常同朝中显要与云贵封疆大吏讨论如何将大定府（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毕节市加上六盘水市水城县）的铅锌运到京城与全国各地。 　　全国最主要的铅锌生产地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贵州省境自东往西，由造山环境变为非造山环境，不同构造环境及不同演化阶段的岩浆活动，形成了贵州的各种金属矿藏的分布特征。在黔西北的大山之中，埋藏着银、铜、铅、锌、铁等多种金属，但该地区长期以来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政治权力架构，同中央王朝及内地的关系较为疏离，并未有采矿的传统。清初的改土归流加速了当地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过程，为内地百姓大量移入创造了前提。这一切加上清王朝对铜、铅的巨大而强烈的需求，使得黔西北的千山万水间涌动着大量寻觅、采冶矿藏的人群，许多矿产都得到开发，其中铅矿业的发展很快具有了左右全国的意义。 　　清人所称的铅有白、黑二种，前者其实是锌，后者才是我们熟悉的铅。铅与锌是清帝国的战略物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清代银、钱共同行使货币职能，二者各有用途，难以相互替代。白银用作通货，只论成色与重量，不问形状；钱则由政府专门铸造，其成分因时因地而有变化，但大体上是由铜、锌（比例通常为6：4或7：3）或铜、锌、铅、锡（比例一般为50：41.5：6.5：2）配铸。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铸钱不但为交换活动提供了一般等价物，而且还从中获利，正如时人所云：“国家正赋之外，充军国之用，惟盐政、关税与钱法而已。”其次，康雍乾时期清王朝武功极一时之盛，部分要归因于火器的大量运用，清代宫廷中有鸟枪处，京城一带先后设有汉军火器营、八旗火器营、内火器营、外火器营，并且每个行省都有不少使用抬枪、鸟枪的兵弁，沿江、沿海、沿边等要害处炮台林立。火器运用离不开矿业的发展，铸造枪、炮需要铜、铁，铅子则是最常用的弹丸，工部为此专门设有铅子库。 　　清代铜主要产于云南，锌的最大产地则在贵州。黔锌产量长期占全国的70%以上，最高时甚至超过80%。贵州锌的最大产地在大定府，著名矿厂有妈姑厂（位于今赫章县）、福集厂（位于今水城县）、大鸡厂（位于今毕节县）、大兴厂（位于今大方县）、马鬃岭厂（位于今大方县）、兴发厂（位于今赫章县）等，其中以妈姑厂能长期维持高产量最为著名，堪称清代诸锌厂之首。总计黔西北锌年产量在数百万斤至一千多万斤之间，占了全省总量的七八成乃至更多，而妈姑厂的最高年产量，竟然达到了900多万斤，这在传统时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黔西北铅的产量相对较低，主要铅厂有柞子厂、白蜡厂等（均位于今威宁县），年产量最高近300万斤，最低时只有二三十万斤，但总体上看亦领先全国，只在某些时期被湖南赶超。而柞子厂雍正七年（1729）高达230多万斤的产量，可能超过了当年全国其它铅厂产量的总和。 　　自贵州铅锌矿业初兴的雍正三年（1725）至矿业已经走向衰落的道光八年（1828）的百余年间，黔省铅锌总产量约87200万斤，平均每年生产黑白铅839万斤。如果我们将其中的80%视为黔西北矿厂的贡献，则可算出在此期间黔西北铅锌矿厂的总产量为69760万斤，平均年产671.2万斤。 　　运销全国的黔西北铅锌 　　同今天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不同，清王朝在北京与各省广设铸局生产制钱，但位于京城的宝泉局（户部所管）、宝源局（工部所管）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是最主要的制钱发行者。雍正十一年（1733），鉴于黔西北莲花、砂朱二厂的兴盛，朝廷决定自雍正十三年（1735）始，宝泉、宝源二局所需白铅（锌）由二厂供应，此后一直到咸丰元年（1852）的117年间，京局铸钱所需之锌主要来自贵州。总计黔省解京局锌50047多万斤，年均解锌424多万斤。这些锌在大部分时期全数由大定府的锌厂提供，遵义府的月亮岩、新寨等锌厂曾短时期与大定府锌厂一起承担京局任务，但仅处于辅助地位。 　　乾隆五年（1740）至五十九年（1794）、嘉庆四年（1799）至咸丰二年（1852）间，为了防止私销制钱，清王朝改铸加少量黑铅的“青钱”，于是威宁的铅厂又开始长期为京局提供黑铅，总计有六十多年是威宁铅厂独自供给，二十三年全由湖南桂阳州、郴州铅厂提供，还有二十余年是威宁铅厂与湘省铅厂共同办解，总计黔西北共解京局黑铅3722多万斤，年均解黑铅33万多斤。 　　除京局外，外省铸钱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黔西北的铅、锌。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贵州转运，即黔省官员将本省铅锌运至湖北汉口与四川永宁等地（主要是汉口）供各省购买。二是外省采买，主要是四川、广西、云南三省派员至黔西北购买（其中有几年是朝廷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