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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中国慈善道德枷锁 　　摘要：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实践领域，现代慈善以慈善组织为中介，在分离捐赠者和受助人的同时，也让二者的地位更加趋于平等和独立。如果说传统慈善行为是“道义性救助”和非制度性帮困，那么，现代慈善事业则是“义务性救助”和制度性支持，实现了从“道德施恩”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将过去对“圈内人”的特殊责任变成了对“所有人”的普遍责任。然而，中国慈善事业仍然停留在“知恩图报”式的狭隘道德关系层面，呈现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乡里情结和关系限制。为了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由分散个体的“恻隐之心”跃迁为广大公民的“公共责任”，在经历个体价值释放、集体道德疲倦之余，更需要营造一种自由、宽容、轻松的道德氛围，建构一种尊重人性、彰显个性、强调理性的道德模式，让诸如捐赠、互助、志愿之类的道德行为，能够自由自在、自然而然地生长，以正常面目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关键词：慈善事业；道德祛魅；权利本位；公共责任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0—0066—06 　　近年来，从灾难过后国人掀起的捐赠热潮，到首善陈光标的“慈善秀”，从盖茨、巴菲特千里邀约的“中国慈善晚宴”，到“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全民慈善冷漠”，“慈善”已然成为大众生活和社会舆论的流行话语之一。①但是，当人们关注各类慈善捐赠事件、谴责“为富不仁”行为的时候，却仍然习惯于将捐赠数量和道德境界划上等号；当人们大谈“大恩不言谢”、“上善不求报”的时候，却依旧迷恋于“知恩图报”、“有恩必报”的助人逻辑；当人们惊叹大灾大难之中“大爱无疆”、“血脉相连”的人性之美时，却对“灾难铸就的众志成城和善良人性能否久恒”这一道德困惑置若罔闻；当人们坚信“发展慈善有助于完善福利体系、实现公平正义”等诸如此类的“主义”时，却对转型社会“只有慈善行为，没有慈善事业”的悖论“问题”不求甚解。这些分歧和矛盾，不仅源于我国尚处于从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的转型初期，新旧助人理念、制度和行为纷然杂陈，更是由于道德、权力和命令仍然裹挟着慈善??赠行为，使慈善失去了它真正应有的意义和使命。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文在公民权利和公共责任的理论语境中，尝试以一种“去道德化”和“去权力化”的学术姿态，来考量现代慈善行为的价值意蕴和社会基础，以矫正当下我国慈善事业领域普遍存在的种种误识。 　　一、“出于道德而不止于道德”的现代慈善 　　捐赠意愿源自道德驱使，慈善救济彰显人性力量。自从慈善诞生以来，慈善活动便天然地与道德相伴而生，它不仅是一种秉性善良、富于同情心和责任心的品德，更是超越亲情、融合传统人伦主义和现代人道主义的公德。换句话说，慈善既是一种“内化于心”的道德观念，亦是一种“外化于行”的道德行为。我们论辩慈善议题、审视慈善行为、召唤慈善热情，自然无法脱离道德的维度。站在道德的高度看慈善，方能发现慈善行为背后的逻辑和共识。 　　每个人怀揣的朴素同情心驱使他去帮助他人，每个人拥有的共通感恩心触动他去回报别人。因为，在一定的交往圈内，个体对他人的帮助，通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以获得他人的帮助作为回报。这种朴素的动机，能使个人养成利他的习惯。社会学家斯宾塞将“是否有利于个体保存、种族延续和他人完善”视为人类行为进化的核心标准②，这后两个标准显然具有利他主义的倾向。他认为，利他主义源于个体本身的善良情感，仁慈则是利他主义的具体表达。斯宾塞把仁慈分为“积极仁慈”和“消极仁慈”。“消极仁慈”是不去侵犯他人，不给他人造成苦痛；与之不同的是，“积极仁慈”是个人不仅能感受到自己的幸福，而且同情别人，即“在每个人都能得到完全幸福而不减少其余人的幸福这个第一位的要求之外，我们现在必须加上每个人都能由其余人的幸福中得到幸福这个第二位的要求”③。 　　回望慈善事业的发展史，我们发现，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作为一种德性的慈善就已经存在。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慈善会产生内容迥异的理解，但是，无论是西方的“原罪救赎”信仰还是东方的“仁者爱人”理念，无论是耶稣的“爱人如己”原则还是儒家的“推己及人”逻辑，都是“爱心”、“宽容”、“仁慈”、“博爱”的真实体现。换言之，慈善是以爱心为基础的道德事业，慈善救助是实现爱心的基本方式。在本质上，慈善的道德本意并没有明显差异，它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的边界，促使道德情操转化为道德行动，推动抽象爱心演绎为现实关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行为天然地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爱”成为这一道德外衣包装之下的核心内蕴和普适特征④。正因为如此，慈善本身不仅关乎行动更关乎价值，只有对慈善的本意和使命有了真正的理解和体悟之后，才能正确认识慈善的合法性和普适性。 　　虽然慈善根植于道德，却不仅仅囿于道德范畴。一方面，慈善的社会性使它超越了狭隘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