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中“文化堕距”及其弥合.docVIP

试论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中“文化堕距”及其弥合 　　摘 要：陕甘宁边区社会在变迁过程中，曾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堕距”现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社会发展迅速，然而民众固有的精神文化难以跟进物质文化发展，从而产生“文化堕距”。中国共产党及边区政府的施政措施极大地弥合了边区社会的“文化堕距”，探索出一条以法制建设为核心、以繁荣物质文化为动力、以开展文教事业和群众动员工作为保障的“文化堕距”弥合之路。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文化堕距”； 弥合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18-03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落脚陕北，标志着中国革命中心完成战略转移，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大幕也由此拉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贯穿物质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巨大变革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贫瘠落后的陕甘宁地区社会焕发出青春与活力。 　　然而，社会变迁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范式。由“变”而生的诸多问题，诸如人性的差异、观念的碰撞、习惯的交汇等等，都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亟待解决。本文拟就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堕距”及其弥合问题略述管见。 　　一、“文化堕距”的内涵 　　社会学创立之初，立学之本是站在实证角度分析人类社会形成与演进过程。随着探索的深入，实证研究开始暴露出不足，尤其是难以解释纷繁多变的人性社会，成为实证主义研究立场的严重缺陷。此时，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社会学界的关注。1923年，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在其著作《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文化堕距”概念，以不同文化之间的调适过程阐释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原因，为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变迁提供了全新视阈。 　　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1]2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物质文化是指人类生产力层面以及一切有人为因素介入创造出的物质实体。精神文化是指人类精神世界或是与物质文化层面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及制度构建。他指出物质文化十分活跃，其变化速度往往快于精神文化，所以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就会产生距离，这种现象就是“文化堕距”。正是由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变迁过程中存在不同步性，使得精神文化总要适应先于自己发生变化的物质文化，因此，奥格本也将精神文化称为适应文化。也就是说，物质文化变迁后，精神文化做出适时调整，进而跟进物质文化变迁，当两者相协调后，最终形成推动人类社会变迁的合力。 　　现代的许多变迁都起源于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变迁又引起文化其它部分的变迁，人们认为由于某些独特的力量和原因，非物质文化比物质文化变迁扩散得慢。[1]144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人类社会巨变是最典型的例证，工业革命极大的推动了物质文化发展，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精神文化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适应性变化，西方社会便走上快速发展之路。这正是奥格本立足“文化”研究人类社会变迁的理论起点。 　　对此问题，马克思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物质文化决定非物质文化，而非物质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因此，“文化堕距”是社会变迁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2]虽然“文化堕距”是社会变迁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一问题，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间的距离就会不断被拉大，那时人类社会就会陷入畸形状态，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 　　如何弥合物质文化与适应文化之间的堕差，改造适应文化中的陈腐因素，是困扰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难题。当年，由于陕甘宁边区社会极端落后，在全面抗日的艰苦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边区封锁，落脚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边区社会的“文化堕距”难题。 　　二、陕甘宁边区“文化堕距”的表现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抗日大后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建设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的措施。一批新式工厂出现，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得到应用和推广，极大地繁荣了边区物质文化。 　　然而，陕甘宁边区地处中国西北内陆，环境恶劣，民生凋敝。长期封闭的环境使陕甘宁边区社会发展缓慢，是一个典型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内部，地主阶级占用绝大多数土地，剥削农民阶级。与封建社会物质文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思想为主流的精神文化。地主阶级依靠封建伦理道德维持社会秩序，长期生活在封建文化形态下的边区民众早已形成了严重的封建意识。“富贵在天，生死有命”的封建宿命论让这里民风消沉，苛税重赋、人身压迫、尊卑观念更压抑着民众的思想。边区固有的精神文化难以跟上边区物质文化的发展，边区社会“文化堕距”现象随之产生。 　　正是由于固有精神文化的落后，所以民众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