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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侵害亲属身份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摘要：在第三人严重侵害直接受害人人身权益的情形中，对于因加害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受害人近亲属的严重精神损害，法律和司法实践赋予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符合现有法律规则体系并具有现实操作的可行性。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可以基于亲属身份权遭到侵害并以《侵权责任法》第22条和其他专门法规、司法解释为法律依据，在满足精神损害赔偿的严格构成要件条件下获得救济。 　　关键词： 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 精神损害赔偿 亲属身份权 侵权责任法第22条 　　大部分国家对直接受害人精神利益的保护和救济措施日渐完备，而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的严重精神损害，近亲属能否提出损害赔偿，并基于何种受损的人身权益而以何种请求权法律基础寻求救济，各国规则评价不一。这类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法上研究的热点话题。 　　我国出台之《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只特殊规定了死者近亲属和监护权遭到严重侵害的监护权人这两类间接受害人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情形，《侵权责任法》第22条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只作出简单抽象的规定，而我国学者对此类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所生赔偿请求问题也并未给予过多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于现行法律规则体系下，论证第三人严重侵害直接受害人人身权益情形时，间接受害人所受严重精神损害，宜基于自身的亲属身份权益，以《侵权法》第22条和其他具体相关规定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向加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一、可行性分析之一：纳入亲属身份权侵权模式 　　在严重侵害直接受害人人身权益的情形中，所造成的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的严重精神损害，不同于一般的精神损害而有着较为鲜明的特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近亲属所受之精神损害与直接受害人所受损害是两种不同的人身损害，二者并不具有程度上的可比性，后者在司法实践中只不过是判断前者的标准之一；其二，它不同于被视作是普通的人格权益或财产权利损害之后果的一般精神损害，而被当作直接的精神利益的损害。[1]P15-16 　　而对于近亲属的这种特殊精神利益损害的性质界定和权利归类，学者间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尽管加害人没有直接造成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具体民事权利损害的后果，其享有的精神利益作为一种单独存在的受保护法益，其所遭受到的损害可视为纯粹精神损害。该学者还否认在第三人侵害直接受害人生命、身体健康时，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的亲属身份权将会遭到侵犯乃至丧失。该学者主张借鉴英美法经验，适当突破精神损害赔偿的附从性规则，允许一定范围的独立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2] P127 　　同时，我国不少学者认为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能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是基于近亲属自己的人格或精神利益遭受侵害，可借鉴德国法理论，将其纳入到一般人格权保护范畴，来实现对受害人的权益救济。 　　本文认为要正确归类近亲属的这类精神损害须从近亲属精神损害发生的现实机制入手。 　　在第三人严重侵害直接受害人人身权益情形下，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能够产生严重精神损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生理受伤人与精神受伤人之间存在一种亲密的、积极的和关爱的关系，即亲属身份关系。当血缘、婚姻这些亲密关系破碎、不完整时无疑会给受害人带来（难以忍受的）精神打击。近亲属对于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的这种特定亲密身份关系无疑享有或期待重要之精神利益，而这种重要的精神利益又基本可视作亲属身份权中的亲情之爱和伴侣之爱这两类情感类型的主要精神内涵，从而构成亲属身份权所重点保护的利益内容。直接受害人的伤亡使得近亲属丧失了生活上的享受、陪伴和情趣等良性情感因而引发的精神损害即是对正常身份关系的破坏。 　　至于学者们所主张借鉴的大陆法系一般人格权模式，不容我们忽视的是西方此种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在德国、瑞士等国法律上，很少从亲属身份权被侵害角度加以讨论，而认为亲属身份权具有人格关系上的利益，这种依托身份关系的精神利益对于个人而言可视作属于一般的人格领域，可基于一般人格权受侵害来寻求救济。这种处理措施无疑深深刻上个体主义思想的“印记”。[3]P92而东方传统文化中，“身份”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法律和道德特别注重家庭内部的和谐秩序，对于破坏婚姻家庭的违法背德行为，法律规范和道德伦理皆有相应的制裁。如台湾地区“民法”即在第195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父母子女和配偶身份法益被侵害时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因而采用基于亲属身份权被侵害请求抚慰金与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也相得益彰。 　　而且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遭到侵害的精神利益与传统的人格权中的精神利益内涵有所不同。后者侧重于个人的尊严和个体价值，而前者因为依托于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的亲属身份关系，体现的是在共同生活中所期待的人生希望、情感交流和情感依靠等利益。故而本文认为，从亲属身份权模式中探讨近亲属的这类严重精神损害问题更加明确、合理。 　　二、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