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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现实主义悲剧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 　　英刊《欧洲国际关系杂志》2012年第1期（第18卷）发表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的文章。文章分析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在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的各自立场以及政策建议。作者指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呼吁美国竭尽所能延缓中国的崛起。但作者认为，虽然这是现实主义的视角，但却不是现实主义的观点。在科什纳看来，古典现实主义提出的政策建议完全不同于米尔斯海默所青睐的那些看法。科什纳指出，现实主义应该重新恢复它的一些古典传统。从古典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者必须对中国崛起保持警觉，但米尔斯海默的立场——进攻性现实主义——是错误的且危险的，它的许多错误植根于结构主义。科什纳认为，相比进攻性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更多考虑了历史和政治的影响，说服力更强，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更为明智。 　　引言 　　在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现实主义持何立场呢？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基于一种自觉的现实主义取向，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削弱中国日益显现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不仅仅只是对其进行简单的遏制。然而，在我看来，虽然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但却不是现实主义的观点。许多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方案都源自现实主义传统，但它们却不是异口同声。特别是，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问题上，古典现实主义提出的政策建议完全不同于米尔斯海默所青睐的那些观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流派的现实主义者都会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后果持乐观的态度。如果中国崛起真的出现的话，他们不会依然乐观，尤其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会对中国崛起保持着警觉。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崛起大国会随着能力的增强而变得野心勃勃，这种预期会引起其邻国及其潜在敌人的焦虑，因此古典现实主义者往往会满怀忧虑地观察着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那样，理解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因素”??是静态的实力分配，而是“随着时间推移的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最终由于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相对实力，成为了引发国际政治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变迁导致了相对实力的重新分配，继而使得世界政治中的实力与特权之间出现了一种背离的自然趋势，而这恰恰又会促使崛起的大国去挑战现状。我们知道，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难题就是应该如何去应对均势变化，而这在历史上通常是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的。 　　不过，在对待崛起大国的问题上，我认为尽管古典现实主义者会自然而然地保持着警惕和猜疑，但他们也能容得下崛起的大国。这种容纳主要植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原则：第一，承认实力的现实状况。实力的现实状况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第二，应对那些维护现状者的想法另眼相看；第三，坚守“政治至关重要”以及“未来是白纸一张”的信条。而在最后一个原则上，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歧甚大。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无政府状态保持警觉，对均势非常敏感，但国家——特别是大国——在能够以及将会作出的战略选择上仍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这些战略选择是由它们在作出选择时所处的情境来决定的，亦即，这些战略选择受到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影响。 　　为何担忧中国？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忧虑重重。由于背负着普遍的现实主义包袱，即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具有了政治动机所显示的危险迹象，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保持警觉，以及随之而来的征服或毁灭的预期，故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往往会对广泛的潜在冲突来源感到担忧（例如，相对于自由唯物主义者而言，现实主义者更有可能认为民族主义对国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至于在人性以及在人类行为发生本质上的进展或转变的可能性问题上，古典现实主义也往往有着某些悲观看法。 　　的确，较之于结构主义者，古典现实主义者甚至拥有更多的理由来担忧崛起大国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像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一样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强调生存是国家的目标——除此之外，国家想得到的或不想得到的东西都会不断变化。对此，推动了结构理论发展的米尔斯海默也同意这一点。一些国家也正是如米尔斯海默所期望的那样开展行动的，即便它们看起来像喝过以类固醇和安他非命混合的鸡尾酒的人那样精神亢奋，但是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这些国家的攻势行为并不是战争狂精神错乱的表现，恰恰是出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动机而进行理性且平心静气的盘算的结果。另一方面，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Carr）之类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则将政治视为是利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