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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新中国幼儿教育一起成长 　　2003年我在纪念中国幼儿教育100周年的文章中，提到了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两件事：一是1949年10月1日，我作为北京慕贞女中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二是我50年来忠实地从事了一项事业——幼儿教育， 　　1950年，我初中毕业时，被保送上本校的高中，同时还被另一所市立高中录取。正在我选择去哪一所高中时，我校从北京市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师）调来一位新教导主任。她多次找初三的同学谈话说：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一大批人民教师，希望你们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去报考北师。毕业后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我响应了教导主任的号召，毅然报考了北师，被幼师科录取。 　　在北师学习期间，有两件记忆深刻的事情：一是北师的文化课很强，课本与高中完全相同，且教师都是一流的。二是重视在实践中学习，从一年级开始每周有半天去不同的幼儿园见习。这个见习可以说是活的教育理论课。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教育部门办的公立园少。私立园多，幼儿园可以自主选择课程模式。我们见到了“单元教学”“分科教学”“实验教学法”“设计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等多元化的课程。三是受到教育理论中要注意政治倾向的启蒙。由于北师的专业课教师曾留学美国，给我们介绍了不少西方教育流派，让我们开阔眼界。但时间不长，在苏联专家来校参观时，翻译拿着同学的笔记本向专家介绍教育学科的内容，专家听到课程内容中有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时，勃然大怒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介绍帝国主义教育家是犯罪。”事后。担任此门课的教师辞职。我们有两年时间只学习一些音乐和美术的技能技巧，直到临毕业的那一学期，学校才请来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给我们简要地讲授了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1953年幼师毕业后，我被留在北师附属幼儿园任教，正式开始了我的幼儿教育生涯，至2013年，我整整60年没有离开过幼儿教育领域的工作。 　　在幼儿园工作期间，我教过中班和大班。这所幼儿园经常要给师范学校的学生做示范教学，任务重，要求高，压力大，但也促使了个人的进步???这一年国家在“全盘苏化”方针指导下，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各个战线陆续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指导工作。幼儿教育也不例外。教育部在1950年-1956年期间，先后请了两位苏联的幼教专家来华。用苏联的幼儿教育理论培训高等师范学校的专业教师、教育部和各省市的幼教干部。我园在北京有示范性质，教师有机会去听周末在教育部举办的苏联专家讲座，还要带头直接依据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进行教养工作。这样就自然废除了我园长期采用的“单元教学”。随着私立幼儿园逐渐被政府接管，幼儿园已不允许自主选择课程模式，全国均以“学科课程”（分科教学）作为幼儿园的唯一课程模式。从此分科教学在我国幼儿园延续使用几十年，老一代的幼教工作者对其特点、方法都极为熟悉。 　　1955年秋，我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刚刚成立的幼儿教育科工作，任视导员（现称督学）。1956年，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北京幼儿园的数量发展很快。我负责几个区的幼教视导工作，工作压力很大。这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的规模，当年要扩招至16万人，可高中毕业生只有5万人。因此。国务院发出通知：号召国家干部、革命军人和各行业的人员报考大学，各单位不得以工作需要为名，阻拦在职人员考学。我20岁即进入教育行政部门工作。视导的对象都是经验丰富、资深的园长和教师。他们对我虽然很尊重，但难免把我视为“小年轻”，与我交谈时经常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称我为“小祝”。另外，我的先天不足——缺乏理论知识。也使我力不从心。国务院的通知使我极为兴奋，立即决定报考大学深造。在报考志愿时，有人建议我借此机会离开幼教，报考外语系或中文系。但我的专业思想很坚定，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由于北师给我打下了很好的高中文化基础和自学能力，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1956年-1960年在校学习期间，赶上不少政治运动，有机会上山下乡，其中与专业有关的是1958年师生一起到农村去办幼儿班和培训幼儿教师，我被分配到河北省徐水县实践半年。我们在那里的八位师生创办了一所农村幼儿师范学校，编写了一本《农村幼儿师范教材》（1960年正式出版）。通过这些活动的学习和锻炼，给我的启发是：作为一名中国幼教工作者，心中必须装着广大农村的儿童，应该思考如何让70%生活在农村的儿童获得良好的教育。 　　1960年大学毕业。我被留在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工作。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31岁，结束时我41岁。在我一生最宝贵的10年中，虽然在上山下乡时为农村的幼儿班做过一点工作，在校内教过两届工农兵学员，但大部分时间被白白地浪费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