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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贪污案件赃款去向举证责任 　　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无须赘言，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决都要重证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实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它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在司法机关这一方，因为出于对当事人尤其是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强制力，被告人已经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如果再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势必使控辨双方在审判中的地位更加不平等，因此一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也包括我国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但是法律也规定了例外的情形，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举证责任交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这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国家追诉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提供了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当国家的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确超过其合法收入，而现有证据又不足以认定其犯有刑法分则中第八章所规定的各种犯罪时，就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必须讲明财产或支出的合法来源，并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其确实无罪，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转移到被追赶诉一方。 　　通过上述分析，如果对贪污犯罪去向问题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起到既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追究职务犯罪，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的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资源呢？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一、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由被控告一方承担更加符合立法本意 　　近年来，在查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犯罪的案件中，由于侦查、起诉的检察机关与负责审判的法院之间在赃款去向上认识不同，最终认定轻罪或无罪，出现了犯罪嫌疑人在无法否定贪污罪行为时，便在赃款去向上大做文章，赃款用于公务支出就成了贪污犯罪分子的一面盾牌，在我国刑??中有关侵犯财产型犯罪的法条很多，满足不同的条件，成立不同的罪名承受不同的刑罚，这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所规定的，如：盗窃罪、抢劫罪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客观方面行为或者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或者是对被害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犯罪的客体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贪污犯罪的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和公正性，不能看出盗窃、抢劫罪也贪污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或公共财产，本质的区别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如果我们只强调贪污后的赃款去向，即用于公务支出就构不成犯罪的结论，而忽视了贪污职务犯罪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平性这一客体要件，与贪污罪的立法本意不符，因此：当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由被子告人承担时，更能体现立法的本意，那就是只要其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侵吞、窃取或者骗取的手段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就应当认定为实施终了，如果被追诉方想使自己“赃款为公支出”的辩解成立，就要举出充足的证据，并且要有一个时间的要求，不能无止无休，也要体现一个诉讼时间的问题，法律可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即：当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者第一次询问之日起，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止，应当提出赃款去向的合法的证据，否则法庭将视为其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这样被追诉方就将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从司法实践中看，如果采用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防止贪污犯罪的被告人以“赃款为公支出”为理由逃避法律的追究。 　　二、赃款去向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性 　　作为一名检察人员，笔者认为要想使赃款去向不再影响贪污犯罪的认定，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赃款，赃款是指犯罪嫌疑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他的特征是手段的违法性和途径的非法性，其次要正确认识贪污犯罪与赃款去向的相互关系，贪污犯罪即实施了刑法分则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特殊主体），主观要件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侵犯的客体是财物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和公正性。 　　满足了上述条件并达到了法定数额标准即构成了贪污罪的既遂，而赃款的去向应是行为人完成犯罪之后的行为，他不是贪污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不应影响贪污犯罪的构成，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此款前面列举的是手段，最后达到是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之目的。通过上述条款不难看出贪污罪所强调的主观上的故意占有，即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强调赃款的去向既赃款是为己用还是为公务及其他事项支出则是明确赃款是否实现了非法占为己有，而以是否实现了法占为己有的客观事实来否定非法占有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