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士不遇”.docVIP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士不遇” 　　以孔子开先河的“私家聚徒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孔子推崇“有教无类”促使文化教育从官府衙门走向民间街巷，出现“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韩非子.非十二子》）的崭新局面，“士”正式走向了历史舞台。中国文人作为优秀文化的传播者，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农、耕、工、医等中华瑰宝的同时，也留下了风格迥异、内涵丰富、极具价值的文学作品，展示着“士不遇”的忧郁美。我们如能较深入认识“士不遇”情节，学习古文定会事半功倍。 　　首先，从中国“士”本身看“士不遇”。 　　第一，“士”都自认怀“才”，以天下为己任。屈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导吾夫先路”（《离骚》），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曹植“志四海”（《赠白马王彪》），“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左思以“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而“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咏史》其一），杜甫“会当菱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毫无掩饰地向世人表露胸中之雄才伟略。 　　第二，“士”由于有“怀才”的自我认识，便滋生了一个共性——清高。他们浮于人群之上，脱离民众，这正是显示受伤的我在精神上寻求慰籍，这不仅是社会的悲哀，更重要是人格的悲哀，鲁迅先生在孔乙己身上得到证实。 　　第三，“士”有了“不遇”的孤独，于是隐居山林，寄情于山水，假借于仙境，借以亲情与乡愁而解忧。“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鱼虫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叹其奇怪；内有幽思感愤之郁积，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欧阳修）。 　　其次，从中、西方对比中看“士不遇”。 　　第一、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是政治家兼作家，或时刻准备做政治家。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曾官致鲁国司寇，后又周游列国，推崇“恢复周礼，以仁政治理天下”的政治思想。屈原是我国最富个性的诗人之一，初为楚怀王左徒，内与楚怀王同议国事，外应诸侯。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系》），挟天子令诸侯，盛推“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古今隐逸诗之宗”淘渊明，虽觉“误落尘网”而隐居田园，仍有“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的大声呼告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不屈咆哮。 　　初唐的四杰，盛唐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派，乃至豪放飘逸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晚唐的“小李杜”等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们都有积极救世的抱负、安社稷的理想，渴望能建功立业，如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篱莱”（《感遇》其三十五），岑参“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冬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李白的《梁甫吟》、《古风》第十，杜甫“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等。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苏轼、辛弃疾成就最高，苏轼仁宗时便中进士乙科，继辅佐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政治上倾向儒学，积极从政，《念奴娇.赤壁怀古》最能体现出渴求建工立业的豪迈情感；辛弃疾二十三岁就领义军反正，长驱渡淮奔南宋，积极主张抗金，其《美芹十论》和《九议》最为有名，《稼轩词》中最有成就的也是表达抗战复国的词。 　　元、明、清时代的大批文人思想同样沿袭古人追求政治抱负和仕途理想，这种思想已根深蒂固地铭刻于中国文人心中。 　　威廉？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一身致力于文学创作，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17世纪古典主义鼎盛时期的喜剧大师莫里哀，以当时的闹剧和“即兴喜剧”为素材致力戏剧创造。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领袖，创作经历了从保守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成为这个文学运动的领袖。巴尔扎克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建造着《人间喜剧》的大厦，立意描写一部当代法国社会的“风俗史”。世界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一生是在不倦的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中度过的，以 “天才艺术家特有的力量”观察和描绘着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是19世纪后半期整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面旗帜，着力于“人的精神的反叛”。 　　根据中、西方文人的对比不难看出，他们在文学中所蕴涵的思想感情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中国文人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西方文人则致力于艺术的追求。 　　第二、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灿烂的篇章是“士不遇”情绪。 　　《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诗，“离骚着，犹离忧也”（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希望为楚王“导夫先路，”但“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岂余心之可惩！”《蜀道难》采用大量浪漫主义手法，三次感叹“士不遇”之苦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登高》以悲秋为基调，悲个人身世之秋，慨国家多事之秋，抒飘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