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docVIP

　　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 引子：熊其英在家乡内外的生死哀荣 光绪4年102月中下旬之交，在饱受“丁戊奇荒”打击的河南省内，赈灾工作已渐近尾声。就在这时，于本年初赶到该处助赈的江苏绅士熊其英因此前下乡办赈期间过于辛苦，不幸染上了风寒。在接下来的10余天里，虽然其病势日渐沉重，他却始终出于“恐医家南北不合，或有贻误”的担心，坚决不肯接受当地医家的诊治[i]。而很可能由于他的这种固执，才使他在次年正月初4日（ 应当说，地方史路径的出现造成了研究视角的大幅转换。这主要表现在，它的1个基本取向就是自下而上地观察中国特别是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至于其具体着手点，则主要通过对所谓的“地方精英（local elite）”的刻画来获得的。如果只从字面上来说，“地方精英”的提法倒也不算新鲜，因为在很早以前关于中国士绅的研究中，就常常有研究者把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绅士称为“地方精英”。不过，由于地方史研究要求更加深入和细致地探讨地方社会中的权力结构，认为1切能够在地方社区内起某种支配作用的个人或家庭都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占有1席之地，于是这里“地方精英”的包含范围也就广泛得多。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除了传统上的绅士以外，按照萧邦齐（Schoppa）的看法，晚清时期的学绅（scholar-gentry）、绅商（gentry-merchant）、商人（merchant）、绅董（gentry-manager），民国时期的军阀、资本家、教育家、地主，乃至土匪头子都可以包括在“职能性精英（functional elite）”的范围之内[xii]。虽说这里的范围未免过于宽泛，若干类别的划分也难免会引起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晚清时期而言，要对能够跻身于地方权力结构之中的个类人士给出1个总体性称谓，的确不是1件易事，因此在1个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地方精英”的称呼似乎也未尝不可。 目前对地方精英的研究主要致力于阐明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性质以及他们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关于这个问题，这些研究与那种从早期的士绅社会研究中延伸出来的对地方精英看法有相当大的不同。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地方绅士所拥有的权力基本上是官僚制的延伸，其实质是在国家和下层民众之间起着1种中介作用，与国家权力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后来张仲礼、萧公权、瞿同祖、何炳棣等人的研究着眼点虽与之有1定的差别，但他们的最终结论并无重大改变[xiii]。对于这种看法，孔飞力(Philip Kuhn)早在60年代末就提出了异议。他指出，中国从18世纪末开始了1个地方军事化（local militarization）过程，其间，地方士绅从地方官吏那里接过了某些政治权力的支配权[xiv]。后来的1些研究也表明，地方士绅和国家之间不单纯是1种统合的关系，相反，两者还常常争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地方自治运动与这种权力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xv]。地方史路径下的地方精英研究推进了这种认识，不少研究都认为近代地方精英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越来越主动的位置，在地方事务中的支配性作用也越来越强。而1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热门主题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或“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也正是围绕着对地方精英活动的勾画而构建起来的[xvi]。 必须承认，“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研究的出现标志着地方史路径得到了进1步的推进。因为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讲，这类研究至少可以使人更加留意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在地方层面发生的种种复杂权力及其关系。因此，这对于注意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可以称之为“公”的那些特定领域提供了1定的帮助，也使微观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有了某种程度的呈现。然而，由于这些概念具有过强的西方经验背景，所以关于它能否适用于分析中国历史的问题，很快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就最后的结果而言，倾向于认为不合适的意见总的来说占了上风，所以最近数年以来有关“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说法已不再具有往日那般轰动效应。不过，仅仅指出这些概念不能在中国研究中套用，难道就意味着所有的问题就此解决了吗？单就辩论的层次上来说，我认为那里至少就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1，讨论的双方其实更多的是在概念层次上进行相互辩难，而对于他们业已掌握的相关经验事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却没有进行更为充分地反思。其2，双方都是用源自西方“public（公共）”的含义为基准来评判中国社会中“公”的领域的性质，却没有人追问1下这种“公”域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含义以及有几种含义。因此，这种辩论很可能进行得过早而且甚为不得要领。 更重要的是，“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其实最明显地体现出了地方史路径中早已存在的1个重大弱点，但无论是以往推重地方史路径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