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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活着》苦难艺术 　　摘要：《活着》是余华的小说创作由先锋写作向现实写作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活着》这部小说通过塑造福贵这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采用双重声调的叙述结构和镶嵌式叙述结构，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历经人生一切苦难的苦命人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以及理解后超然的人生态度，引发人们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 　　关键词：《活着》；苦难艺术；人生启 　　项目名称：浙江师范大学课程实践教学项目成果（编号：201129）。指导老师：首作帝 　　或许用暴力直接表现生命与死亡可以带给读者更为直观更为强烈的感受，但是平实的现实叙述却能够引发读者对于生命与死亡更加深刻的理性思考。90年代，余华的创作风格由先锋转变为现实。《活着》即是余华的小说创作由先锋写作向现实写作转型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部小说成功地通过塑造福贵这个鲜活的象征着苦难的人物形象，采用双重声调的叙述结构和镶嵌式结构，极其平静地表现了历经人生中种种巨大苦难的老人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以及理解后超然的人生态度。福贵苦难的一生能够引发读者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也让人们学会坦然地接受人的一生中苦难的考验，学会在苦难过后重拾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 　　一、《活着》的苦难象征 　　《活着》是余华的小说创作由先锋写作向现实写作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正如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所言：“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p1-3《活着》这部小说即通过塑造福贵这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历经人生一切苦难的苦命人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以及理解后超然的人生态度。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乡间民间歌谣收集者，在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我”遇到了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在那棵茂盛的树下听他讲述了自己。???贵年轻时是个阔少爷，“吃喝嫖赌，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然而，从他遭到龙二等人的算计输光家产时起，厄运之神便盯上了他。一贫如洗的父亲因气愤与自责一病不起，郁郁而终；丢了少爷身份的福贵在劳动挣钱的过程中知道了钱来之不易的道理，开始反省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却在这时被国民党抓去壮丁；福贵的儿子有庆被医院里的人为救县长女人的命抽血抽死；福贵聋哑的女儿凤霞嫁给了善良的偏头二喜，却因生孩子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妻子家珍在凤霞死后不到三个月也死了；最后，福贵唯一的亲人——他的外孙苦根也因吃太多豆子而撑死。福贵每经历一次苦难，小说的故事情节都会朝着让人稍感安慰的方向发展。但是每每这个时候，作者总又会立刻安排另一个苦难的降临。作者早已赋予了福贵苦难的象征。这一个个旁人仅仅听着都会觉得难以承受的苦难，福贵这个当事人却能够在讲述时显得异常的平静，时而还能“看着我嘿嘿笑了”。福贵经历了人世间几乎所有能够将任何一个坚强的人打击得一蹶不振的苦难。然而这些苦难最终并没有使福贵向命运低头，他默默地接受每一次命运为他安排的苦难，坚强地承受。经过一个又一个苦难的考验，他渐渐明白，活着就得学会承受苦难。生命中苦难永远不会结束，苦难的结束，只能是死亡。 　　二、《活着》的苦难呈现 　　余华小说创作转型的主要特征包括叙述视角的转变和叙述结构的转变。《活着》这部小说没有采用传统的以作者主体“我”为叙述者的叙述视角，而是采用了以作者主体“我” ——一个游手好闲的乡间民间歌谣收集者和人物主体“福贵”都作为叙述者的双重声调叙述结构和镶嵌式叙述结构。《活着》采用了采风人和老人双重声调的叙述结构，采风人在文本中起串场的作用，将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引出，之后他便退居幕后，成为故事的聆听者，他确实拥有的是一个读者的身份。采风人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在叙述的最关键时刻，跳出来暂时中断老人的讲述，是叙述在高潮到来后自然地降落，节奏得到以缓冲。而叙述的中断恰恰是对叙述的强调，高潮的降落是为了迎接下一个高潮。在波荡起伏的段落之后，短暂的停顿和安详的气氛带来更加有力的震撼，同时留下时间和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体验人物内心巨大的悲痛之声。[2]p147这种双重声调的叙述结构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上小说以真正的主人公的口吻述说经历的详尽与情感表达的细腻，又因包含作者对其所见的人物与环境的叙述而丰富了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如“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则表现了老人历经人生中的苦难后沧桑的形象与其乐观的心态，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了一个经历了许许多多苦难的老人面容上的沧桑，从而也间接地感受到苦难强大的迫使人变得坚韧的力量。事实上，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