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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金融需求与银行责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资金需求将日益增加，农村银行机构要抓住有利时机，伴随城镇化进程实现新的跨越。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外贸出口、投资以及消费相继成为不同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必须找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换。 　　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纳瑟姆”曲线（如图1），它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52.57%。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人口总数135404万。城镇人口71182万，其中流动人口23600万。乡村人口64222万。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如果扣除未真正市民化的流动人口数，我国的城镇化率将只有35.14%。如果我国在十年内达到70%的城镇化率，以现有人口数为基数静态测算，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简称“窄口径”），需市民化23600万人，每年市民化人数为2360万人；若按扣除流动人口的专家口径（简称“宽口径”），需市民化47200万人，每年市民化人数为4720万人（见表1）。 　　如果按201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95%测算，2022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2258万，2032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9459万人。同样十年达到70%的城镇化率，窄口径需城镇化人口总数将达24800万人，而宽口径需城镇化49600万人（见表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动态测算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我国将有2.48亿～4.96亿农民进入城市，十年间每年“市民化”约2480万～4960万农村人口。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对投资、就业、消费的全方位拉动，进而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将推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拉动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新型城镇化仍然会产生新的基建投资空间。以日本为例，日本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速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半程，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化率突破70%后，日本的基建投资增速才开始趋稳。据全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全国33270个乡镇中，仅11.7%的乡镇有公园，68.4%的乡镇有综合市场，23%的乡镇有农产品专业市场，34.4%的村地域内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全国仅72.3%的镇实施集中供水，而且只有24.5%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全国仅19.4%的镇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理，36.7%的镇有垃圾处理站，15.8%的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应该说，我国农村乡镇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有较大改善。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伴随城镇功能完善的需要，在道路、供水、供电、住房、通讯、教育、医疗、文化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等方面将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建设，从而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 　　优化结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这种演进是需求结构、技术进步趋向以及供给要素的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有专家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相关系数为0.933，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关系数为0.968，都呈现高度正相关。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实现经济服务化。 　　增加就业。发展经济学派的托达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由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和获得城市工作可能性的存在。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推动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服务化背景下，服务业已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