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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 　　在我有生之年，最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亲身参与了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由于长期从事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工作，无论是小学音乐教学法还是中学音乐教学法，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教材。我深感这些课程虽教时少，但是实用性强，是指导学生在掌握了音乐技艺之后，走上讲台的必备知识和技能。但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也感到这些应用性的知识只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缺乏基本学理的支撑，自然就短少学科的独立品格。20世纪后期随着整个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一个构建各学科教育学的热潮此起彼伏，不仅出现了语文教育学、数学教育学，就连体育教育学的介绍也见诸报刊。这一浓烈的学术氛围自然进一步激发了我对构建音乐教育学的思考。尽管当时资料匮乏，对国外本学科的研究现状也知之甚少，但我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学术勇气，撰写了《加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一文，不仅简要论证了构建音乐教育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且还大胆地提出了音乐教育学内容主要框架的构想。 　　1986年12月，第一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在广东中山市召开，我在会上交流了自己带去的论文《加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得到同行的肯定和支持，而且还获得了许多相关的学术信息。特别是在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曹理老师交谈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她不仅有此意愿，而且已捷足先登了。她在发表了《音乐教育学构想》一文后，已经开始了研究和写作。之后，在曹老师的带动和组织下，我们向国家教委艺教处申请，于1988年底正式成立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师范大学领导和音乐系的大力支持下，1989年4月，课题组的第一次会议在芜湖市赭山校本部召开。会上大家热情很高，不仅对普通音乐教育学研究的合作与开题达成了共识。而且还就学校音乐教育学的框架结构和章节安排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对章节撰稿任务做了具体的分工。当时安排给我的是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课程和社会与家庭音乐教育三章。接受任务之后，深感责任重大。特别是关于音乐教育哲学当时在国内是个比较新颖的课题，可以学习借鉴的第一手资料相当匮乏。但是作为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它不仅是确立本学科的根基，而且也是指导整个音乐教育实践的方向盘。于是我开始花大力气广泛搜集资料，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首先学习了大教育学中教育哲学的一些著述，其中，黄济的《教育哲学初稿》及其相关著述对我的启发帮助很大，不仅进一步了解到教育哲学的学科整体构架及其内涵，而且学会了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去审视中外教育史中的哲学思想。联系到我们音乐教育领域，则发现它是贯穿于人类音乐教育实践全过程的一根红线，只是有待人们去发掘、整理，构建起音乐教育哲学体系。此间，叶纯之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撰写的“音乐教育学”条目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当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关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也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中央音乐学院油印的《音乐教育的哲学》（贝尼特·雷默著，熊蕾译），在当时是罕见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译著。其对音乐教育审美本质的诠释是十分准确的，与我国音乐教育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但由于他属于绝对表现主义音乐美学观，我们只能够有选择地借鉴他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而不能够全盘吸收。 　　同年9月，我们的课题被列为国家教委艺术教育“七五”重点研究项目，这既是一个好消息，但又是一副重担，因此必须广泛凝聚力量，扩大研究队伍。在曹理老师的组织下，我们先后吸收了多位国内音乐教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撰稿和研讨，结合阶段研究成果，先后在北京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形成了一个团结攻关的学术群体，相互尊重，十分团结。每次会内会外，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有时为了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时有争执，颇有“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我在此次学术活动中，不仅依靠集体的智慧，完成了自己撰稿的三个章节，还配合缪裴言老师协助曹理主编完成了统稿任务。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课题研究活动，结识了许多同行的专家学者，大家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特别是获悉许多年轻老师的新成果，使我感到格外欣慰。诚然，学术研究主要是靠个人创造性的独立思考，但是，重大课题的集体协作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科研方式，“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项目的成功虽不具有“开先河”之功绩，但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鲜活范例。 　　经过课题组近三年的精诚合作和奋力拼搏，其主要成果形式《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专著终于定稿付梓。该书出版后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好评，著名音乐理论家赵沨曾指出：“该书的出版在我国是填补了这一学科空白的开创性工作。”多家音乐期刊也发表了肯定性的书评。特别是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些，无疑是对我们这个学术群体辛勤劳动成果的肯定，更是巨大的精神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