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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语文教育中泛人文化倾向 　　内容摘要：本文思辨性地指出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泛人文化倾向，分析了泛人文化倾向的成因，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展望了理性语文课程改革的发展愿景。 　　关键词：语文 泛人文化 为人文而工具 　　纵观中国语文的百年发展史，如果用线性思维描述各种思潮的嬗变，大致可以表述为：文以交际→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百年之中，百家争鸣，语文这块“奶酪”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大量的探讨语文教育教学“人文性”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人文性”似乎成了语文教育教学中的一个前卫而时髦的词语，它在教材编辑、课程研讨、课堂教学评价、中文核心期刊中频频出现，不断地凸显、放大，于是，在人文性的空前张扬下，工具性日渐萎缩，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综合素质日趋下降，“泡沫化”的语文课比比皆是，语文这块“奶酪”在新一轮课改中正逐渐变味。让人担心的是，许多人，甚至是语文教育教学的“圈内人”，在课改之风的劲吹下，奉“人文性”为圭臬，认为这种“人文味”才是语文这块“奶酪”的真味、至味！这种新时期“泛人文化”状况，应该引起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警惕。 　　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中为什么会出现“泛人文化”倾向？ 　　首先，是因为近百年来人文性被压抑太久，一旦得到过分张扬，就走向了泛化的极端。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其中的军国民主义教育（相当于现在的体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都得到了认可，而关于世界观的教育被否定掉，“美育”经争论后缩小为今天的音乐、美术。实际上，如果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从五四时期的教育到本世纪初的教育，都是钱理群教授所说的“半截子教育”。应该说蔡元培先生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是兼顾了现实需要和长远目标的，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即便以今天新课程的理念看，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的理念在“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中是得到平衡与兼顾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五四”以来直到??国，“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一直处于被腰斩的状态，人文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教育中一直处于式微的状态。从一九八七年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申小龙先生在第八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中首先提出汉语人文性问题开始，到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份《北京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进行的激烈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工具性、应试性极强的语文成了众矢之的。至此，“人文性”以不可阻挡的姿态，闯入语文教育教学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压抑太久的“人文性”终于以不可遏止的力量破土而出，并且在新课改语文性质的定位中，与工具性平起平坐。应该说，持工具性、人文性的二元论，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蔡元培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这种理论是科学的。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新生事物往往会得到不应有的“放大”，许多人的思维容易走极端，因为压抑太久，所以一定要“充分”发扬光大，人文性一旦被热捧到一定程度，反而淹没了工具性，以至形成时下讲语文必首谈人文性，工具性似乎沦为人文性的附庸和奴婢了，这种普遍性的群体偏激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泛人文化倾向的产生。 　　其次，是因为不少人片面理解了语文这一概念的外延。 　　语文界有一句经典的话：“语文与生活的外延相同”。如果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语文这一概念对生活的审视范围，这句话是对的。但如果简单地把语文与生活两个概念的外延划等号、互相调换，就会犯逻辑性的错误。在实际的语文教育教学中，不少语文教师打着“大语文”的旗号，把语文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容器”，把生活中许多貌似与语文有关实则根本不属于语文范畴，甚至谬以千里的事物统统往这一“容器”中放，结果必然导致语文教育教学的“泛生活化”（泛人文化的又一具体表现形式）。这一现象在新课改中处理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时尤为突出，不少教师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语文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逻辑关系，把随意走入生活的学生活动都理解为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把简单的人际关系、社区实践归入语文素质培养的范畴，结果必然导致教育教学行为的方向性偏差，由此产生一种“生活即语文”的简单而肤浅的语文教育理念。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语文校本课程也应时而生，这种“伪语文校本课程”常常在学校的校本教学中以新课改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误人子弟。 　　第三，是对语文、文学、历史、哲学、人文等概念没有完全厘清。 　　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承认语文、文学、历史、哲学、人文等概念的交叉性，但它们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钱梦龙老师在《为语文教学“招魂”》一文中曾引了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的内涵表述：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合为语文。如果在语文教育教学中泛学科化（泛人文化的另一具体表现形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