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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将传统意义下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投资扩展到政府主导下的国有投资，通过向量自回归（VAR）分析框架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国有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国有资本对经营性产业的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促进效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有投资具有半行政半市场的双重属性，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不足而在竞争性行业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国有投资的主要承载者，普遍面临政企权责不清、负债高风险大、投资进退无序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清晰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企业属性，依据不同类型国有投资进行分级管控、分类管理。 　　关键词：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地方投融资平台、规范发展 　　一、引言 　　国有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国民经济建设尤其基础设施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国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社会各界对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和风险，以及其主要承载平台--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发展倍加关注。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是政府实现政策意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渠道。目前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公益性投资，包括教育、文化、医疗、环境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主要由各级政府利用财政支出进行投资；二是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交通运输、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和水利设施等领域，主要通过各类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投资和运营，并不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带有较强的政府政策意图；三是经营性国有产业投资，包括能源、房地产、制造业、金融等领域，主要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或大型国有集团进行投资，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投融资决策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经营性产业投资由于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性公共投资范畴，具有半行政半市场的属性，它们与国民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但其经济增长效应有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分析这两类国有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并探讨其具有不同效应的原因与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规范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这对提高国有资本投资效率、建立可持续的投融资平台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在经济周期理论中，资本投资被视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其中公共投资（public investment）通常指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各类固定资产，因此又称为政府投资，其投资领域集中于公共基础设施、战略性科研项目和其他大型公共服务设施。自从W.W. 罗斯托（2001）[1]在其经济起飞模型中提出公共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应该先于私人投资的观点以来，许多学者把公共投资从总投资中分离出来，利用各种方法研究政府主导下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但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 　　一种观点是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正向促进效应。如Aschauer （1989）[2]、Barro（1990）[3]、Etsuro Shioji（2001）[4]等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公共资本投资对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而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促进效应甚至存在负向效应。如Bairam（1993）[5]利用经合组织国家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Kormendi 和Meguire（1985）[6]利用47个国家1961-198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出政府公共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公共投资中的不同成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一致。如Easterly和Rebelo（1993）[7]通过对1970—1988年100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交通和通信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而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Evan P.（1994） [8]对美国48个州面板数据分析却发现公共投资中的教育投资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郭庆旺、贾俊雪（2006）[9]则将政府公共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刘国亮（2012）[10]对我国的公共投资进行细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共基础设施、科学研究、技术服务项目等的投资促进效应显著，一般社会服务项目的投资促进效应不明显。 　　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往往有清晰的边界限制，以公益性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产业投资领域则以私人投资为主。但我国的情况与之具有较大差异。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