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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述评 　　【摘 要】 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理论界仍处在争论之中，形成以Palmer、Whitehead和Walley等为代表的传统学派、Porter等为代表的修正学派，以及以Schaltegger和Figge为代表的折衷学派。30年来，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分为三种类型，即事件研究、组合研究及多元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对于两者关系亦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其研究结果包括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和因果关系等。但多数学者认为，目前的关键问题不是关于“是否值得绿化”的争论，更值得研究的是“何时值得绿化”和“应怎样进行绿化”。 　　【关键词】 环境绩效； 财务绩效； 关系 　　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如何形成一个具有科学原理的互动与制衡机制并将其运用于实践，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建设过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企业财务活动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映，不仅在于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更应着眼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协调思路，对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要同时关注；不仅要看到现实的价值型环境事项，更要借鉴财务理论和环境理论新发展，将多元化的环境经济元素融入企业管理体系。作为企业经营资源的资产呈现环境化趋势，同时企业环境资产化迹象日益显现。本文拟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并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趋势。 　　一、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 　　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没有达成共识，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有支持环境规范等会削弱企业竞争力的传统观点与支持修正学派的环境规范等会激发创新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观点。 　　（一）传统学派 　　以Walley和Whitehead（1994）为代表的传统学派根植于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污染治理措施将增加生产成本，假设边际成本不断提高，污染治理和环境绩效提高会减少边际净利润，即高的环境绩效对应低的经济绩效，反之亦然。 　　一些学者认为，企业遵守环保法，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额外成本的增加，需要投资新型的环保设备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Luken等（1996）认为，在一个特定行业里环境成本在总的制造成本中的份额可能要比制造业平均成本高。Clift（1998）认为，造成环境成本偏高的原因可能是处于产业链上游的采掘业和生产型企业，他们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与其相联系的生产活动附加值不成比例。Cohen等（1995）认为，有着更高环境规制成本的企业将面临竞争劣势，过去企业专注于末端处理技术来应对污染控制和环境绩效的改善，而环境投资却被认为是企业的额外成本。Palmer等（1995）提出了一个导致监管公司利润减少的激励环境管制的模型，环境约束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额外的负担，假定以市场为导向的监管机构采用排污费来鼓励污染治理，治理污染成本超过排污费用，企业宁愿支付该费用，尽管放宽假设以及考虑到污染者和制定者之间在博弈论战略上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效果，但他们认为这些结果被各种条件所限制，只是特例。 　　另一些学者认为规章可以创造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明显的关系，监管手段对于环境绩效持续改进给予强大的经济激励，环保活动会导致经济成功，这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顾客愿意为特定市场中环保产品承担的费用、该国环保和卫生条例、不同行业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技术发展水平等。 　　（二）修正学派 　　以波特（Porter）为代表的修正学派认为，环境规制可使社会福利和企业的利益得到双赢，而以往的“传统学派”忽视了创新动力带来的积极影响。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认为提高环境绩效是竞争优势的潜在源泉，这可能导致更有效的进程、产量方面的提高、更低的规制成本以及进入新市场的机会，面临污染活动高额成本的公司有动力去研究新技术和生产方法，可最终减少规制成本，创新型企业可通过出售给其他企业解决方案和创新点来获得先动优势，从动态长期的观点来看，创新和研发新型环保技术有可能是竞争的关键因素，与传统的竞争优势相比有更大的推动力。Esty（1994）基本的论点是尽管规制是有经济成本的，但是实施环保标准、优化成本和刺激创新可弥补花费在污染控制和治理方面的成本，由于环境保护不是零和博弈，综合监管系统能解决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的协同作用，这样的规制系统带来“双重效应”更加经济有效，可引起创新补偿，进一步减少规制成本和竞争优势，反过来增加社会福利。 　　（三）折衷学派 　　折衷学派是传统观点和修正观点的反驳，陈浩（2006）从演化经济学有限理性、多样化、随机因素和时间等基本假设出发，对传统观点和修正观点进行批判，指出传统观点的理论框架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是完全理性的假设；而修正学派的动态分析框架，缺乏理论依据，进而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