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商业原点与意义.docVIP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商业原点与意义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商业的意义与持续增长”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但是人们却对商业环境表示了极度的担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会设计的论坛就是旨在反思高速发展带来的后遗症，以及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的转型问题，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持续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 　　改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新的红利是什么 　　这个问题首要地成为年会的焦点话题。同时，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大众都感到了压力，尤其是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企业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切实困扰着企业家。为此，年会由行业各具领导力的“议题主席”领衔，对几个最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包括城镇化、跨国并购、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资本全球化和商业伦理。 　　改革从哪里发端？ 　　在“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的主题论坛上，议题主席柳传志带领众嘉宾对改革的新方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嘉宾包括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王宁、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到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还是将政府和民间力量相结合，成为嘉宾讨论的焦点。远在美国的产权经济学鼻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也通过视频表达了他的观点。 　　科斯在发给年会的视频中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取得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政府将权力下放，并为草根阶级创造了发展空间，同时实施开放政策，支持中国企业家的事业，并为中外企业家们营造了很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但是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仍不够完善，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科斯希望中国的大学和媒体能够更加自由，让中国的思想市场更加壮大，从而为中国带来更多创新。 　　作为科斯教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的合作者，王宁则指出，“中国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原因在于坚持两条腿走路，包括中央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地方及民间力量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但是，中国经济在结构上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他认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优势是能够让社会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由于缺乏思想市场，中国在知识创新、流通和应用方面障碍重重。” 　　王宁认为，中国下一轮“改革红利”一定来源于知识创新。而思想市场的缺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致命瓶颈。如果没有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经济就缺乏技术创新，所以开放思想市场是下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古克礼教授也认为，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政府必须清晰地听到来自商界的声音，尤其是政府决策者必须重视这些声音。” 　　许小年教授则以史为鉴，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失败的三次改革和成功的两次改革，他指出，失败改革（王莽、王安石、光绪帝的改革）的目标都是追求现有体制效率的提高，而不能突破陈旧制度的束缚。而且这些改革都是顶层设计，改革的方案脱离了实际。同时，社会生产力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并没有更多社会财富创造出来。而成功的改革（商鞅的改革和邓小平的改革）却是突破了现有的体制，可以使人民在新政下受益。同时，是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而不是一味相信官僚的顶层设计。这样鼓励了社会的创造，鼓励了社会价值的增加，使得各个阶层都获利，进而提高了生产力，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 　　另外，在改革的节奏上，许小年指出，当前的改革缺乏务实的行动。他说“当年小平同志没有豪言壮语，就只有一句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新型“城镇化”破题 　　与“改革”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城镇化”。因为在十八大以后，新型“城镇化”被明确提出是未来中国的施政纲领。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领衔主持了本场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指出，新型“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尤其是二三产业的支撑；同时，城镇化需要资源可承载，不能超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还有，城镇化需要社会包容力，要善待农民工，让他们融入到城市，并且要建设智能、智慧的城镇。 　　建业集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指出，过去二十年的城镇化模式需要改变。在城市布局上要从大中城市向小城市过渡。在城镇化发展上，要坚持“生产优先”，“自愿、公开、透明”，让农民受益和逐步推进的原则。同时，新型“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要解决居住方式的转换、生产方式的转换和居民身份的转换问题。 　　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指出，城镇化需要转变模式，要“以人为本”，而不能像以往城镇化那样，以工业为主；要多以市场为主导，少以政府为主导；要多做个性化建设，少搞“千人一面”的建设；要少建办公楼，多建民生设施；还要少做人造景观，多留一些城市的文化景观；最重要的是，要少破坏环境，多保护环境。 　　在城镇化发展模式必须转型这一点上，所有嘉宾都表达了近乎一致的意见。那么该如何推进城镇化呢？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