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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贿赂案件侦查中“辩诉交易”适用 　　贿赂作为一种丑陋的社会现象，严重侵蚀着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惩治贿赂犯罪一直是我国惩治和遏制腐败的重点。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部门在工程建设、民生、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有效查处一批批行贿受贿案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应当看到，当前我们惩治腐败的力度与人民群众对惩治贪腐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现实社会中腐败贿赂之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除了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惩治腐败的手段之外，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合理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辩诉交易”制度，在贿赂案件侦查中适用辩诉交易，有利于提高侦查贿赂案件的成功率和效率，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有效惩治和预防贿赂腐败。 　　一、 贿赂案件侦查中适用辩诉交易必要性分析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 OR Plea Negotiation）始创于美国，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之前，检察官因为掌握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较少，且收集证据比较困难或代价高昂，为避免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或为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做出较轻的指控，许诺代为向法官求情为代价，换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与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庭外讨价还价达成妥协的一种制度。[1]目前该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有两个前提，其一是为指控更为严重的犯罪，其二是有罪证据不够充分。在笔者看来，“辩诉交易”这样一种极具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或措施非常有必要引入到我国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案件的侦查中来： 　　1、隐蔽性强、收集证据难是查处贿赂案件的主要特点。绝大多数的行受贿都是一对一的现金交易，而钱权交易双方都是高智商，不是领导干部就是成功商人，在目前金融财务体制不健全，官员财产未受监管的情况下，资金流向很难发现。要证实一对一的行受贿犯罪，除非双方当事人开口。但即使收集到了有罪供述，也缺乏其他书证、物证作有力支撑，而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变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就处于被动局面。而在侦查阶段引入“辩诉交易”，不但有助于取得案件一对一关键证据，推动案件的侦查，避免因证据不足无法指控行受贿犯罪事实之外，也可以缓解大量线索、案件积压带给反贪部门的沉重压力，节约诉讼承办人，提高办案效率。 　　2、刑诉法看似赋予了更多的侦查权，司法实践中却相反。新刑诉法赋予了侦查机关技侦权，但规定必须是立案之后，且有一系列严格报批程序。而司法实践中必须要取得了确实充分证据才能立案侦查，立案之后的侦查只是进一步完善取证。因此，技侦手段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另外，刑诉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时间不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不超过24小时。但司法实践中有多少犯罪嫌疑人是在12小时内开口承认犯罪事实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有哪个检察机关敢肯定说可以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实践中往往打擦边球，对党员等领导干部借用纪委力量和时间查处受贿犯罪、对从事经营活动的行贿人借用工商行政的力量和时间进行查处，非常不规范。引入“辩诉交易”能够有效避免12小时内因无法取得关键证据而不理智地采取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行为，更严厉打击受贿等职务犯罪。 　　3、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是对和犯，但对于这两种犯罪的处罚却不宜“对和”。究其原因，惩治贿赂犯罪主要是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行贿只是受贿犯罪的一个诱发因素，“来而不往非礼也”、“官不打送礼的”等处事理念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所以贿赂案件发生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认为贪官太贪，应当严惩受贿的官员，而对是否处罚行贿者不关心。由于贿赂犯罪非常隐蔽，发现和证明犯罪主要依靠双方口供。对于行贿者来说，承认行贿的事实意味着今后将面临失去在该行业立足和生存之本，如果还要对行贿犯罪严惩不贷，试想，今后还有哪个行贿者会配合检察机关做出有罪供述，行贿者不开口，检察机关又如何来查处受贿犯罪？受贿者大多权贵，实践中贿赂案件的侦查都是从行贿人入手突破，并大量地运用行贿人的配合进行交易豁免来指控受贿犯罪。可见，侦查阶段引入“辩诉交易”制度，通过与行贿人、污点证人辩诉交易、兑现政策，从而发现和证实受贿犯罪，并不是创新，而是把过去本来就存在的一种侦查贿赂犯罪特有的“侦查策略”演变成规范、明文的规定，更好地促进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 　　二、 辩诉交易在贿赂案件侦查中的适用 　　与法庭审理阶段或者起诉阶段使用的辩诉交易不同，侦查阶段适用辩诉交易主要解决的是发现能够定罪的证据或者涉嫌犯罪的线索等问题，而前者主要是解决诉讼效率和节约诉讼成本等问题。侦查自身具备的秘密性、强制性等属性要求我们在运用辩诉交易过程中必须严格确定辩诉交易的范围、原则、启动程序、司法监督和救济等。 　　1、辩诉交易在贿赂案件侦查中的适用原则。一是双方自愿原则。侦查机关不得以强